俗云人命大如天,多一个救人渠道,就多一份保险。民间行医在中国有几千年传统,这些年来却几乎难于上青天。公立医院一统天下,却医不好“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
看病是大事,也是“小事”,小到随时随地随人都有需求。集中力量办大事不难,办“小事”则没那么容易。近年,来自政府的医疗服务投入确实在加大,但“陷阱”依然难避免,一则无力哺育众多嗷嗷待哺的公立医院,二则随时可能遭遇效率诘问。于是重提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
其实,发展民营医疗机构的改革条件早已具备,高层亦不乏改革宣示,但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只有政府结结实实地把医院办起来,才能让老百姓病有所医,才算尽到政府责任。
在此种思维的影响下,“公立”、“国有”等字眼似乎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凡是民营医院,就是要营利的;凡是要营利的,就是打算昧着良心赚钱的——这让一部分民间资本、跨国资本知难而退。
更足以为碍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扯着道德的旗行利益之实。大包大揽,难免上下其手。投入越多,寻租空间越大。曾有卫生部专家称,人越腐败,死得越快。但就在卫生领域,也有多少贪官倒下。
从理论上讲,以政府之手配置资源未尝不可做到清正廉明,但除效率诘问外,还需要极大的监督成本。不管“公”家的“猫”还是“私”家的“猫”,只要能看好病就是好“猫”。不管宣称不赚钱还是真赚钱,只要老百姓出得起这个钱。
民间资本热情早已高涨,但因“管办合一”(既是出资人又是监管者)及由此带来的医保定点、职称晋升、财政补贴、准入壁垒等一系列不平等,一些已经进入医疗领域的民间资本深觉受伤,部分有意进入的民间资本选择观望。于是,决策层“多元化办医”的设想几乎成为空想。
面对紧迫逼人的新形势,有的地方已在先行探索。如成都在卫生体制外,设立独立的成都市医管局,被认为是当前卫生领域最彻底的“管办分开”改革。人们期望,剥离“老板”角色及其利益纠葛的卫生部门,能够真正充当对公立、民营一视同仁的监管者。
发改委鼓励民间办医固然值得期待,但仅“鼓励”、仅有部门政策是不够的,要有搬开拦路石的真招,要有真正平等的法定地位,否则,仍将沦为“推而不动”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