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看病难的现象，怎么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一线》栏目的调查从协和医院开始。
北京协和医院，是全国最知名的大型综合医院之一，到这里看病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从清晨到半夜，等待和焦虑是排队挂号的每个人脸上最常见的表情，这份苦有时会比病痛更加折磨人。
由于患者多，想要看上专家大夫，挂上专家号，往往需要花上数天时间，对于那些从外地千里迢迢赶来的病人和家属而言，看病难不仅仅是因为排不上号，还包括在这陌生的城市打点自己的吃住行。钱没少花，罪没少遭，就为大夫给自己接诊的那几分钟。
病人因为看病难叫苦不迭，而面对每天成千上万的门诊病患，医院也深感不堪重负。在北京东单的协和医院门诊，每天接待能力为2000人，然而每天实际接诊的量达到9000人以上，高峰时期则达到12000人。这使得协和医院从早到晚，甚至是门诊室的走廊里，都挤满了患者及其家属，成堆的病历和预约单似乎永远没有减少的迹象。
为了尽可能地接待更多的病人，协和医院的医生们从早忙到晚，甚至连吃饭和上厕所都顾不上。为了缓解病人看病的困难，北京协和医院在原有的东院基础上，又扩建了西院和北楼，但是硬件设施的扩充始终还是跟不上来这里看病的全国人民的脚步。这样的矛盾在很多优质医疗资源相对集中的大医院广泛存在着，却始终未得到根本的解决。
为什么病人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协和这样的大医院，这样的医患困局又该如何解题。《一线》观察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该是分层次的，第一层是社区和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卫生站、社区(村)卫生室、乡镇医院，负责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以门诊为主；第二个层次是区域性的综合性医院，以住院和动手术为主；第三个层次才是像协和医院这样的以高端服务和特殊的服务的专科医院。
有一个医学的测算，在所有的病例中，发生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小病的概率是在86%左右。就是说只有不到20%的情况下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说更高级的治疗，如果这些患者都去协和那样的医院就诊的话，那么这个86%的患病率实际上占用着很大一部分的医疗资源，而事实上，这样的患者只需通过社区医院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社区医生如果能把这80%哪怕是50%的病人留在社区，去协和医院的病人就会减少五成以上。
区别于专科医院的专科医生，社区医生又叫作全科医生。全科医生的主要工作包括输液打针，看病拿药，给居民们制作健康档案，为慢性病患者提供跟踪治疗，定期到居民家中入户服务，在社区开展健康教育讲座等等。由于社区医生工作地点就在社区，不用奔波排队；对于患者还可以跟踪治疗，保证随时掌握病情；更重要的是社区医院的价格相对低廉，甚至很多服务都是免费进行的，因此对于普通患者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方便又非常贴心的就医方式，然而《一线》记者调查发现，这样好的医疗服务，患者们对此却并不热心。
由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定位在于全科，在于基础，所以有居民担心卫生服务站没有必要的诊疗设备和医疗水平，去大医院找专家就医的意愿仍然比较明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医院开始实行双向转诊制度。即鼓励大医院的专科医生来社区医院坐诊，这样，患者既可以放心就医，社区医院又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2011年，鼓励医生多点执业被正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鼓励医生在各类医疗机构之间合理流动和在基层开设诊所。最先展开试点的是广东省，然而一年过去，竟无一人向当地卫生部门提出多点执业的申请。2011年3月1日，北京市也正式开始了医生多点执业的申报工作，但截至到申报结束日，全市仅有5人正式提出申请，这个数字表达出了这个政策落实上的尴尬：对于许多大型医院，知名医院的医生来说，申请多点执业，意味着将从现有的业务平台和环境中抽取时间和精力去其他医疗机构，包括基层卫生服务单位，但是基层显然对他们缺乏吸引力。
朱幼棣认为，改革卫生医疗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公立医院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立医院，都不可能将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住院手术以及高级医疗服务等职能全部承担。因此，将门诊从公立地区性综合医院剥离出来，是必要的一项改革措施。
在英国、印度、南非以及香港等地区，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会建立一个病例档案，这个病例档案就放在这个人所在社区的诊所，如果需要转诊的话，社区医院会把病人的病例和档案转到其他医院，在住院或手术之后，再从医院转回社区。这样成熟的医疗制度，显然可以成为中国医疗改革借鉴的样本。
解放初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乡村大多都有赤脚医生。那个时代，国家贫
穷，医科人才奇缺，卫生环境恶劣，生病的人也多，只有短期速成地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人来应急所需，赤脚医生也就应运而生。
1966年，河南通许县的大李岗乡办了一个卫生班，村里的支书将读过初中的
马文芳推荐了上去，一年的学习结束后，马文芳回到村中，做起了赤脚医生，终于圆了他悬壶济世的心愿。从此，他一干就是四十多年。成了十里八村乡亲们离不开的乡村名医。
1985年，《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颁布，像马文芳这样的赤脚医生转变为规范的乡村医生，为了村民有地方看病，村里决定将卫生室交给马文芳，由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马文芳用自己的钱买药回来给村里人看病，村里人没钱给就佘账，一来二去，马文芳的卫生室开始入不敷出，最终几乎到了濒临停业的地步。
虽然至今还有五万多元欠账没有要回来，但是从村里长大，曾经因为家庭
现如今，马文芳的小诊所从给村民看病治病为主，转到了重点在提前预防和健康管理上，在马文芳看来，这是乡村诊所未来发展的方向。凡是到马文芳诊所看过病的村民，谁血压高，谁有糖尿病，谁对什么过敏，老马是了如指掌，不用建健康档案，他自己就是活档案。
为了让自己的乡村小诊所持续发挥作用，不断档，不缺人，马文芳动员学计算机的儿子改行学医，并将原先已有的免费体检扩大了人群范围，增加了检查项目，还从县里医院请来了医生给村民们做体检。
马文芳的诊所不大，但是他觉得他的诊所很必要，是中国农村医疗三级网点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2006年的2月6日，卫生部要选一名来自一线的乡村医生，去北京参加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十一五”规划纲要座谈会。由于43年来，一直在农村从事乡村医生的工作，马文芳入选了。在那次座谈会上，马文芳讲到了农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他的发言不打草稿，全都是自己的真实经历，他的这次发言引起了温家宝总理的高度重视。就在这次座谈会后的一个月，温家宝总理在在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重点就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乡村医生马文芳的故事，就是新中国农村卫生医疗制度变迁史。他的烦恼，是农民看病难的折射；他的快乐，是千千万万乡村医生存在的价值。
分层次医疗服务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成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诊所，卫生室和乡村生产队的卫生站等初步实现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全民医疗目标。
但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城市里的企业也不再办社会，原先的卫生站，医务室被剥离，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遭到巨大冲击，各种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不得不瞬间承担起基本医疗的服务功能。旧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显得力不从心，弊端频现。
2009年4月6日，经过三年的讨论和修改，新医改方案正式公布，在其五项改革目标中，便有两项直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未来的10年内，我们国家将会培养30万名全科医生，以补助基层医疗卫生人才不足的问题。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届时每个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都会有三名的全科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