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说，他最关心的是新医改方案推行后，药品零售企业的命运如何。遗憾的是，新医改方案对药品零售企业只字未提。
目前，我国８０％的药品销售份额被医疗机构所垄断，社会药品零售企业只占整个份额的２０％。由于医药不分，以药养医成为药价虚高的根源。同时，医疗机构还垄断了公费医疗以及医保定点的资格，进一步制约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强化了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院在药品零售中的垄断地位。老百姓看病贵在所难免。
“我认为，衡量医改成功与否，关键要看广大人民群众对‘医’和‘药’这两种产品的价格及服务的满意度。”谢子龙说，医药市场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最后一个有着浓厚的计划色彩的堡垒。认真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四个分开”，是打破这个堡垒的必由之路。
谢子龙建议有关部门在修订新医改方案时充分重视全国３４．１万家药品零售企业在平抑药价、为老百姓提供便利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药品零售企业应有的肯定，而不要再让药品零售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医学院院长吴广华说，现在部分公立医院的院长不是在当院长，而是在当官，他们总是想办法稳住自己的位置，甚至谋求将来在政府部门当一个局长什么的，这恰恰是医疗卫生体制管办不分、政事不分弊端的体现。吴广华认为，院长和官是两码事。官是政府官员，负责制定宏观政策；院长应该是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分子，负责微观管理。
医疗机构改革的重点包括三大方面，即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但是，目前医疗卫生行业还是在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子，从院长人选的任免，到医务人员工资标准的制定，再到医疗机构产权的归属，全都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这个“婆婆”说了算。
吴广华强调说，医疗机构不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彻底脱钩、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难以焕发活力，新医改方案提出的目标也将不可能实现。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军认为，“医药分开”呼吁了很多年，但因无法解决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而迟迟不能付诸实施。目前，药品销售零差价陆续在全国社区医疗机构中推行，为试行医药分开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北京的３０００多家社区卫生站、２００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行了药品零差价，对北京的医药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
徐军建议，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的社区卫生站中，不要再设置药房，要把这部分药房的功能转由社会零售药品企业来承担。如果坚持零差价的话，可以把差价补贴给社会零售药品企业。
同时，继续加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最基层的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要先行实行医疗保险，满足这些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另外，允许社会零售药品企业和民营医疗机构公平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江苏康元药业的工作人员郭传宝认为，国外的一些仿制药、专利药由于价格高昂，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而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具有验、简、便、廉的特点，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繁衍生息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全民享受医疗保健的印度在基层医疗机构广泛使用植物药。因此，郭传宝建议并呼吁在新医改过程中，要充分重视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特色及利用。
对于即将出台的基本药物制度，郭传宝同时建议将流动性纳入其中，不断将一些安全、有效的创新药物列入基本药物目录，以鼓励企业创新和药物创新。
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