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打击医药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年初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廉政会议，锁定了打击商业贿赂等反腐重点。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高强将著名反腐医生四川开江县人民医院大夫肖启伟请到北京，闭门长谈3个小时，诚恳问计，充分说明监管部门重拳惩治腐败的决心。然而，仅靠卫生部的一只拳头远远不够，对于如此猖獗的系统性腐败，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流域治理”，查清腐水蔓延的流域图，从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开始修复环境，狙击腐败。
治理策略：权力腐败乃药价虚高之源。以“宽沟”事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多名官员被刑拘为标志，强大的责任冲击波威力初显。治病救人的“救命药”里容不得官蠹横行，随着新药管理制度进一步细化，新药审批程序趋于公开透明，权力审批之笔被制度绳索捆绑，一张新药批文卖到千万元的丑闻将成为过去，一年受理10009种新药报批的奇闻将不再出现。
治理策略：终结“黄金有价药无价”的随意性。国家发改委已成立药品价格评审中心，负责监测国内外药品市场价格及成本变化。广东率先建立了药品成本价格数据库，将药品成本的审核工作交成本调查队、会计事务所等“第三方”完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成本监控及定价机制正在形成，其降价效果是18轮降价难以达到的。
治理策略：反商业贿赂风暴直指药品生产购销链。近几个月，各地相继传出有医疗机构人士因收取回扣等原因被拘的消息。秋后算账的执法风暴，将有力推动常态机制的归位。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已在各地推行，“贿赂门”的各个部件正被拆除，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医药代表、医院院长和药剂科长在日渐健全严密的监督之下，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选择守法的“格式化生存”，还是选择疯狂的“贿赂性毁灭”？
治理策略：各地妙招各有千秋：有的对部分常见病实行单病种限价，有的借鉴西方国家制定临床诊疗标准规范手册，更先进者如山东济南，已启用“用药安全防火墙”软件系统，录入26万条不同药名、剂型的药物相互作用数据，以及相关用药指南等，只要医生开出超过人体承受量的大处方，“防火墙”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拦截。在人人喊打的环境中，过度诊疗的潜规则将寸步难行。
治理策略：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之间的衔接不够，才使得上海长江医院这类“怪胎”频现，北京新兴医院这样肆无忌惮的违规者，才有夸大其词包治百病的假药广告四下泛滥、“医托”现象屡禁不止、医院骗保事件时有发生……信息资源高度垄断，绝对不利于医疗卫生系统的“自净”，不利于“看病贵”困局的打破，更难将穿白大褂的骗子赶出医院这个洁净之地。因而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化、医务信息公开化势在必行。
治理策略：没有医德的大夫堪比屠夫。白衣天使的职业形象近年已滑坡至警戒线附近，动辄出现的腐败窝案，连年居高不下的医风投诉，都将老祖宗们羞辱得斯文扫地。若再不打上医风医德补丁，治愈某些白衣天使医风不正、医德不纯的“职业病”，等医疗市场完全放开，公众还会选择他们吗？
治理策略：卫生系统成为腐败高发区，与落后的“线状监督”有关，变系统内部自律为社会性的“网状监督”，将是破解腐败顽症的重大突破口。在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医疗制度最完善国家”的法国，除卫生行政机构监督外，国家还聘请3000多名精通医术的顾问巡查医生的诊断、处方及医疗方案，对其违法行为有权诉诸法律。此外，审计、社保、医生行会等机构也被赋予了监督权。在瑞典，社会发展局下设“医疗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公众投诉机构，委员会工作人员多为律师出身。让不具专业水准的患者监督医院委实困难，在健全媒体监督、社会监督的同时，还需开通一条全新的监督渠道。
治理策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建议制定《国家药品专卖法》，推行药品专卖制，从制度上割断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销商与医院的直接联系。立法需要漫长的过程，市场机制的重大调整并非一蹴而就，但用好用足现行制度、推动医药医疗市场走向健康迫在眉睫。全国共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还有各类医疗机构30多万家，让制度的“眼睛”始终保持警觉显得越发重要。
猖獗的医药腐败或许只是一种腐败表象，它是多个监管审批部门权力腐败的集中投影，是药品生产销售领域病症的终端显现，是医风医德肿瘤的最终爆发。被扭曲的权力生态系统、市场生态系统、职业道德系统若得不到根本修复，“腐联体”引发的“腐流感”难止。诚如西方学者亨廷顿所言：“腐化很自然会使政治行政体系受到削弱，或使行政体系的软弱无能长期得不到改善”，狙击医药腐败，也要从望闻问切开始，传统的汤石针砭与先进的化疗手段结合，治“药”与治“官”治“人”同步，清源、治污、筑堤与封山育林涵养水土并重，营造一个人人不敢腐、不愿腐、不能腐更无法腐的社会环境，方能显出神奇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