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有过世界上令人称羡的医疗保障制度。”孙南雄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中第一次医改以前，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用3%左右的GDP作为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我国的做法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而被广泛报道和推荐。
孙南雄说，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医疗保障体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
“近20年来，我国GDP规模翻了好几倍，卫生投入占比也达到4%，‘看病难、看病贵’却成了多年来的社会热点问题。”孙南雄说，很显然，问题的根源不能归咎于投入不足。
孙南雄分析认为，首先是公立医院的投入不足，导致它们不得不追求营利，以求自养。第一次医改后，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从100%降到了今天的7%不到。医院为了生存，就想尽办法从患者口袋掏钱，“看一个感冒本来只需二三十元钱，医生大把开药，需要花上几百甚至上千元；本来不需要动用的高级检查设备，却频频派上用场……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宝贵的卫生资源、医保费用都白白浪费掉了。”
孙南雄说，与此同时，医改后老百姓看病从不付钱或付少量的钱到付70%或以上，负担大为增加。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朱庆生估计，中国农村人口中的40—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而另一方面，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被少数人群过度消费。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指出，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用于以党政干部群体为主体的公费医疗。
“新一轮医改启动在即，我认为‘公平正义’应当成为这一轮医改的最高准则。”孙南雄建议，新医改方案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建立统一的、覆盖全体公民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在制度设计上要逐步做到城市与农村、就业与失业、在职与退休、年老与年幼、干部与群众、领导干部与普通干部，等等，大致平等。在资金筹措上要有法律依据。人大应率先制定《公民基本医疗保障法》以规范公民基本医疗保障所涉及的范围、权利、义务等问题。
孙南雄说，新医改方案的实施要有“路线图”，要注意处理好过渡时期的各类问题。在过渡时期，应该注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干部公费医疗等在政策上要逐步协调，以便在适当时机并轨运行。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公费医疗的管理，尽快纠正干部公费医疗的过度消费。各级政府在财政预决算的报告关于医疗的项目中，除医疗卫生的固定资产支出外，要分别明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以及干部公费医疗的具体数额，以便让人民看到这一差距在逐步缩小的过程。
北京3月6日电 特派记者张小川 左中甫 毛庆 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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