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两部的建构思路,人保部的观点是“医保机构作为药品的主要付费者,发挥其‘团购’力量,与药品供方谈判出一个合理的基本药物价格。再配之约束性强的医保支付手段,以达到促使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的目的”;而卫生部主张“基本药物行政部门定点生产、直接配送,统一定价,并‘强制’医疗机构使用”。
按说新医改方案的成功需要各部门不断争论互相妥协,但卫生部和人保部的这场较劲并没有赢得舆论好评。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清楚地看到,不管是人保部的“团购”力量,还是卫生部的“强制”力量,基本药物制度改变的是药物生产、流通、定价等的整个产业链条,调整的是一大批有组织的经济体的利益。这场博弈到底是为谁而博?是为公众利益还是自身的部门利益?
在旁观的公众眼里,两部门的争论只是局限在争夺药物生产采购供应链条上,谁都知道这是一块肥肉,那谁又愿意轻易放弃呢?说得直接一点,卫生部和人保部的这场博弈,放在新医改方案讨论的大背景里,很有一些意味。
这些年,在改革的若干领域,类似权力分肥的先例不少。大到教改和房改,小到一条收费公路的管理,相关部门之间的较劲本质上都是利益集团之间争肥的问题,许多改革都是被权力分肥给坏掉了。不可否认,在新医改博弈的关键时刻,权力分肥的危险也时刻存在,警惕这种危险倾向的发生也是确保新医改成功的关键所在。
细细分析这些权力分肥的先例不难发现,真正与这些改革利益切身相关的老百姓,发言博弈的力量小而又小。权力部门挟私分肥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根本原因还是缺乏外部监督,在一个缺乏外部监督的体系内,公共利益很容易异化为部门利益。久而久之,经常能够“消化”公共利益的权力部门很有可能把权力谋私制度化,继而形成一个牢不可摧的集团内部利益网,这才是权力分肥和挟私分肥的最大危险。
回头再看新医改的终极目标,新医改为谁而改?当然是老百姓。可是在关于新医改的种种争论与博弈中,老百姓是最没话语权的。从前医改失败就是因为老百姓没有话语权,没有力量去为自己的利益博弈。而今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了,我们看到了卫生部的意见,看到了人保部的意见,也看到了全国33家医药行业协会联合署名的意见,可是普通公众的意见呢?我们很难能从新闻媒体上看到公众的意见以独立的姿态面世,它们只能零零星星地以疑问或质问的方式附着在这些部门意见后面,即便如此,我们也是只见疑问不见回应。没有公众的监督,谁又能确保新医改的公共利益不会被异化成部门利益呢?
新医改方案讨论之初,就有人提议不妨采取独立第三方设计方案的方式来进行,甚至不妨请国外专家或者世卫组织专家出面。他们虽然不如我们了解国情,可是他们掌握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更多,而且至少不牵涉自身利益,方案相对来说更加公正,我们可以从他们设计的方案中票选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医改方案。现实中我们回避了这样的设计方案,如今在基本药物制度这个环节上,相关利益方打起了架,那么谁来劝架,又如何确保他们不会挟私分肥利益共享,如何确保公共利益不被异化,我们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