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比喻，因为如今的政治环境与上个世纪70年代完全不同。事实上，综观当今的政治局面，我发现自己竟然相当怀念尼克松。
但是我并没有昏头。尼克松肯定是掌控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当中，除了迪克·切尼以外，最糟糕的一个。
但是，在尼克松时期，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的领导人都能够对政策合理地发表意见，政策决定没有像现在这样被金钱所扭曲。美国在许多方面比35年前都更好，但我们的政治制度在应对实际问题上的能力已遭到严重削弱，以至于有时候我甚至怀疑美国是否依然能受到管理。
诚如许多人所说，尼克松的医改方案与民主党当前的提案有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尼克松的医改方案在某些方面的力度更大。目前，共和党正在阻挠要求大企业雇主为其员工提供医保的构想，而尼克松的方案是要求所有雇主，而不仅仅是大公司为其员工提供医保。
尼克松还采纳了严格的保险监管，呼吁各州“核准具体计划，监督费率，并确保足够的透明公开，而且要求进行年度审计，同时采取其他适当措施”。他对市场的魔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绝不抱任何幻想。
那么，一位共和党总统能够抛开意识形态，并能提出如此合理的方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部分答案是，一直围绕左右的右翼边缘组织现在实际上已被美国的两大政党之一接收了。正如历史学家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疯狂是一个业已存在的条件”。共和党温和派是可以与之协商医疗改革方案的对象，然而他们现在不是被逐出党，就是被吓得不敢出声。爱荷华州参议员葛拉斯被公认是进行任何协议的关键人物，当他助长了“死亡小组”的谎言时，民主党又该去与谁对话？
目前的医疗改革比尼克松时期要困难得多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的影响力大幅增强了。
我们往往倾向于根据现状思考。当前的情况是，大批说客一直在权力中枢周围活动，大企业随时准备推出不实的广告，并一如既往地把伪草根们组织起来反对任何足以危及其利益的法案。不过，美国以企业金钱为主导的体制还是一种比较新的产物，其出现时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
既然这个制度已经存在，那么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会变得极其困难。对医疗改革来说，情况尤为如此。因为医疗开支的不断增长，已经使既得利益者比尼克松时期要强大得多。特别是医疗保险业的保费从1970年占GDP的1.5%，增加到了2007年占GDP的5.5%，从而使一个过去的小角色变成了今天的政治巨头，现在它每天花费140万美元在国会进行游说。
公众计划可以让美国人向与私营保险机构进行竞争的政府直接购买保险，为什么像北达科他州参议员肯特·康拉德这样的民主党“中间派”对这一计划如此反对？不必在意他们常常前后不一的论点，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
由于共和党的极端主义和企业力量已经结合在一起，现在即便医改方案已经通过（还不肯定），它是否会与尼克松的方案差不多一样好，还值得怀疑，尽管民主党控制着白宫，并在国会占据绝大多数席位。
我们面临的其他挑战情况又如何呢？我能想到的每一个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到恢复财政平衡，都必须运行同样的游说与谎言的手段。
我并不是说改革者们应该放弃。但是，他们必须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去年，很多人谈论奥巴马将是一个“变革型”总统，但事实证明，真正的变革绝不仅仅是选一个适于上电视镜头的领袖。实际上，要对美国进行变革，我们必须与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战斗多年，去捍卫已严重机能失调的政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