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应由行业自我确定。因为由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赔偿标准不仅缺乏公信力，而且容易出现标准不一，有失公平。
从人权角度看，人身权利是平等的。因此，在崇尚平等的法治社会里，决不应当出现如下的情形：一是同样的人身损害赔偿因人而异，二是同样的人身损害赔偿因发生的行业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同样是人，不应甲在航空事故中死亡获赔20万元，而乙在铁路事故中死亡则只能获赔10万元甚至更少。如果同一个人受到同样的伤害，放在不同行业的事故中就会获得不同数额的损害赔偿金，那就更不可思议了。显然违背法治的公平平等原则。
我国的情况恰恰是，同样的人身损害赔偿事件，在航空、铁路、港口、公路(交通事故)、医院(医疗事故)等不同的行业和系统中发生，赔偿标准有较大差别。比如，航空仍然执行1993年的赔偿标准，对每名旅客的最高赔偿为人民币7万元；铁路也执行的是1994年的标准对每名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万元，甚至对路外人员伤亡的补偿标准仍执行1979年的150元标准；港口间海上客运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标准也为每名旅客不超过4万元人民币———从现实情况看，各行业现行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均已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问题就是标准偏低，难以弥补受害人的相关损失。
新标准应该由谁来制订呢？按照我国现行做法，各类不同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由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笔者认为，这样的确定方式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
从理论上讲，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由行业主管部门确定，会使主管部门处于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地位，本行业的企业则容易受到主管部门的利益庇护，而作为第三方的受害人则处于典型的劣势地位，既无法参与标准的制定，又无法在具体的理赔过程中占据主动，合法利益只能任人宰割。在这样的情况下，由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必然缺乏公信力，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事实上，在中国，部门立法的缺陷已经被社会充分认识，“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是当前行业主管部门立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确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要么赔偿标准偏低，要么赔偿条件苛刻，甚至主管部门频频采取怠于修法的方式来拖延赔偿标准的提高。明摆的现实是，航空机票一涨再涨，铁路客票也不断涨价，可十二、三年前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却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即使1996年民航法制定后，民航总局9年未按法律要求修改这一标准，问题恰恰是由部门立法和行业制定标准缺陷造成的。
严格来讲，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属于民事基本制度的范畴，应当由民法来规定，至少应当由地位中立的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各行业主管部门不应享有处置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权力。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由行业自行确定的结果，只能是标准不一、相互矛盾，剥夺和限制公民权利，与民主法治和公正正义的和谐社会要求相距甚远，应尽快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