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医患纠纷的不断升级,产生了以医疗事故争议为由的“医闹”,甚至有些地方“医闹”,开始走向职业化。鉴于此,一些地方包括国家层面,早已采取措施,从三年前上海一家医院设立警务所,到今年沈阳多家医院聘请警察当副院长,再到中央综治委今年6月份部署,打击扰乱医疗秩序的“医闹”等违法犯罪行为,每项措施不能不说不得力,但从具体实施来看,效果并不理想。
如今,昆明市将8种“医闹”,直接定性为刑事案件,尽管从制度威慑预期上可以断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医闹”事件的发生,但是,笔者觉得,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公共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彻底根治“医闹”。因为,像现在农民工讨薪去“闹”一样,并非现在没有劳动法律依据,但现实中农民工依然走下策,不断上演“闹剧”。其实,对于如何治理“医闹”,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舆论早已讨论了很多,比如重塑医患关系,架构公正、便捷、低成本的制度化程序,尽快成立具有独立和超脱的医疗鉴定机构,当出现医疗纠纷时,患者家属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公力救济。等等。
现阶段之所以出现“医闹”,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副产品,有其存在的环境土壤。笔者觉得,我们必须跳出“医闹”看“医闹”,直面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深层次因素。一是诚信系统的大面积“塌方”。眼下,整个社会诚信系统出现了重大漏洞,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疑、相互不信任,互相防范。不管是火车上,还公交站汽车站,不管是社区,还是饭店宾馆,都有“醒目提醒”。昨天刚听说烤鸭油、洗虾粉、鱼激素有毒,今天又传来一滴香致癌。可以预见的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人们相信医生那倒是奇怪了。与此同时,司法和政府公信力不足,造成了很多人不相信通过正常途径能讨回公道。于是,上访者借助于媒体或高官,或越级上访寄希望于碰到“清天”,当这些路径走不通时,就用极端方式来解决。而借助职业“医闹”来替当事人讨回说法,属于同一模式。这跟最近发生在郑州北郊花园口景区门,30名农民跪拜尊河神将军塑像,乞求上苍显灵,讨回60万欠薪也并无多大区别。在整个社会基础秩序出现严重失调的情况下,一领域内出现问题不可能单独破解,就像医生医德和教师师德的“下滑”也是社会病不能只怪某个行业一样。
可以说,医院出现的“医闹”,是一种非制度化生存。正如著名学者孙立平所言,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结果。由此,我们不得不去追问,谁制造了“医闹”的非制度化生存,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人们对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也是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