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债权凭证”引入我国法院执行体系的观点认为，实行“债权作证”主要基于以下依据：
(一)从价值角度说：
一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观点认为，强制执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执行依据确定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律尊严。若因客观原因，导致强制执行"执行无果"或"执行不能"时，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终结执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请求权将随之丧失。而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对执行案件终结后，发现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时，可否撤销终结裁定或依何种程序撤销终结裁定恢复执行的规定。因此，执行案件终结后，如发现债务人具备履行能力或有财产可供执行时，则缺乏法律救济手段。这就往往在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恢复执行申请权。而建立债权凭证制度后，只要债务人具有履行能力时，权利人随时可以债权凭证作为再执行依据申请强制执行，在程序上保护其请求权，从而达到保护权利人实体权益之目的。
二是可以有效地防止债务人逃避债务。该观点认为，执行过程中，有的债务人故意逃避债务，规避执行，有的暂时丧失履行能力，从而导致人民法院执行不能。对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无效果的执行案件终结执行，可能会使债务人在执行中千方百计逃避、对抗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执行难"。实施债权凭证制度，债权人随时凭债权凭证申请再执行，如债务人是自然人的，造成"一辈子负债"的心理负担，有助于促使债务人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防止逃避债务、规避执行行为的发生。
三是可以强化债权人的责任意识。强制执行是国家公权对私权一种介入，是履行国家权力的行为，是对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强制其履行法定义务的过程。实践中，因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懈怠举证，常出现人民法院经查证，被执行人无下落或无履行能力，出现执行措施穷尽但执行不能的情况。过去往往归责于执行不力，债权人也在执行中过分倚重法院的职权，有的对执行结果期望值无限扩张，误认为判决书就是法院的保证和承诺，执行不能的责任全归法院，从而淡漠风险意识，无视举证责任。一旦执行不到位，就认为是法院执行没有尽力，从而给执行工作造成压力。而实行了债权凭证制度后，可以使债权人充分了解执行未果的原因，积极参与到执行程序中来，增强责任意识。
四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执行工作效率;规范执行程序，增强执行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该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对执行无果或无履行能力的执行案件，往往采用中止执行的方式。
我国法院执行人员仅三万余人，过去每年执行结案280余万件，其中中止执行的约占20%，而最高人民法院又明确规定中止执行不能以结案予以计入司法统计数字，这些中止执行又未了结的案件长期中止，年复一年，法院不堪重负。而将其中部分案件制发债权凭证处理，可使执行法院从无效的司法活动中解脱出来，使执行人员把有限的执行能力投入到执行可实现债权的案件中，以利于司法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二)从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上来说，该观点认为，判断一项法律制度是否合法可行，主要看是不是违背法学理论，是不是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能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制尊严。在强制执行法尚未出台，有关执行的法律、司法解释尚不尽完善的情况下，只要法律无明文禁止的，应当允许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该观点指出。债权凭证是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制作的发放给申请执行人用以证明其对被执行人享有一定债权的法律文书，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它不仅具有债权债务的证明效力，而且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不仅与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具有同等效力，而且比判决书、裁定书确定权利义务更明确、更具体，对义务人的约束力更强。
在理论上，该观点提出，1、债权凭证制度严格坚持当事人自治原则，人民法院不得强行发放。2、债权赁证的发放保留了私法上的强制执行请求权。这种请求权不能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和人民法院执行不能而丧失。执行实践中，人民法院实施各种强制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执行仍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实际上强制执行的目的已无从实现。如果因此免除债务人的义务，对债权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执行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向其发放债权凭证，待发现债务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时，再予申请执行，这在执行程序中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另外，债权凭证的执行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这是我国民法理论的基本原则，也符合国际私法中当事人主义的通行做法。
从上述理论出发，该观点进一步提出了实行债权凭证制度的法律依据。认为，债权凭证发放后直接引起两个法律后果，一是原来的执行程序终结。二是当事人持债权凭证可申请人民法院再次执行，而且免交执行费用。依强制执行理论，执行程序终结有执行依据终结和个别程序终结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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