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咨询分析师陈和午刚刚从西部某县调研回来，该县的财政状况让其大吃一惊。“该县今年的财政收入大约12亿元，除去工资等正常支出，仅剩3亿-4亿元用于偿债，而该县明年仅利息一项就要偿付18亿元。”陈和午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这样的状况在西部地区相当普遍。
以东部的江苏省为例，江苏省2009年计划招标发行债券总量为84亿元人民币,票面利率为1.82%,而2008年该省的财政总收入为2731.41亿元,支出为3201.58亿元,全年余额为-470.17亿元,如果加上债券发行总量及债权利息更是为此雪上加霜。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东北辽宁。2009年辽宁省政府债券仅一期计划招标发行总量就为30亿元,票面利率为1.75%,而辽宁省2008年财政收入共计1356.06亿元,财政支出2151.94亿元。
今年3月财政部科研所公布中国地方债务报告时指出，目前我国地方债务总余额在4万亿元以上，而最新的数据则显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已急速增加至5万亿元人民币，约相当于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8倍。
除了政府直接负债，城投债的激增也加剧了地方偿债的风险。
城投债又被称为“准市政债”，其最终信用主体是地方政府,而偿债资金多来自于财政补贴。由专注于基建和公用设施投资的城投类企业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和中期票据，被视为典型的“城投债”。截至今年7月20日，地方投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规模已达到1025亿元，预计全年发行规模不超过1800亿元。
“今年城投债发行的量比较多,有可能在未来引爆风险。”10月15日下午,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在“中国城投债创新与发展研讨会”上明确指出，城投债发行规模的空前上涨和地方政府负债超5万亿等因素有可能引发风险。
“一方面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地方公共产品的继续投入，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等相关人员的工资拖欠，影响国有企业破产财政兜底、下岗人员生活费和再就业、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等支付问题，严重的将会威胁社会稳定。”贵州大学城市管理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咨询顾问项凯标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由于我国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因此一旦政府出现财政危机，中央政府就要出手解救，如果多个地方政府同时出现财政危机，则可能会拖垮中央财政，危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陈和午关注的则是由此引发的金融风险，“地方的融资方式并不丰富，因此其主要的融资渠道还是银行贷款，因此，地方债务的风险也就集中在银行体系。”
安邦咨询分析师李明旭认为，地方债务将成为银行坏账的一枚“潜水炸弹”。他认为，地方项目融资对商业银行的依赖，实际上将在这两年持续绑架国内银行信贷的发放。由于这些投资项目多为“铁公基”建设，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今后需要后续不断的资金投入。因为不继续增加贷款供应，必然有一批项目要断掉资金链，成为烂尾工程;但继续增加贷款的供应，则会带来越来越大的通胀风险和银行坏账风险。
近距离接触地方政府，让陈和午感觉到及时制止地方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控制金融风险迫在眉睫，“这些地方政府也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偿债能力，但是他们更看重的是这种难逢的发展机遇。地方政府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是，只管借钱，不管还钱。”他告诉记者，监管缺乏，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这些都是助长地方政府侥幸心理的因素，“必须马上出台有力的措施防止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项凯标则在具体解决方式上给出了4点建议：第一、改革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政府只做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地方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建设，退出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建设;第二、科学规划政府的投资项目，杜绝“胡子”工程和“首长”工程;第三、严格监管地方政府的投资事项，并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第四、加快法律建设，在法律规范的框架下放开地方政府发行债券。
财经评论员叶檀指出，要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信用风险，首先要建立市场化的评级机制，使信用等级高的地方政府获得低息借款;其次，把一般性地方债与地方财政收入捆绑在一起，以地方税收收入为抵押品发债。把城投债的项目收益预算与发债规模结合起来，有多少未来的收益，允许发多少债，投资者有了最终的抵押品，不至于血本无归;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信用记录与地方政府、主导发债的官员捆绑起来，有了现实的压力，他们的考虑将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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