⒈没有界定破产时间。《破产法》对企业破产的时间没有明确的界定，从而客观上使债权人的损失被人为地扩大了。一般债权人(银行除外)难以通过正常渠道了解债务人的经营状况，不能及时运用破产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许多企业不是在企业资不抵债时即申请破产或采取保全措施，而是等到山穷水尽时才申请破产。就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看，破产企业一般都是负债累累，其债务几倍甚至几十倍于自有资产，其结果自然可以想象。
⒉债权人合法权益缺乏保障。保护债权人利益是社会制度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破产法》首要的目标应该是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的《破产法》在这方面存在几点不足：第一，债权人会议享有的权利不充分，主要表现在没有要求法院撤换破产管理人(我国《破产法》称之为清算组)、决议破产管理人管理企业的基本原则的权利;第二，未设置监察委员会制度，没有设立代行债权人会议职权的监督常设机构，这一缺陷使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受到削弱;第三，缺乏对破产财产的保护制度，自案件受理到破产宣告这段时间里，财产仍然由债务人掌握而没有临时管理人接管，而这段时间里，债务人最容易恶意转移财产。除此之外，《破产法》中还有一些规定也不利于债权人的权利保障，如规定，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①]这是对债权人权利的不当剥夺，既不合理又不可行。
⒊清偿顺序与其他法规和政策不协调。我国破产清偿的法规和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不一致，《破产法》与后来国务院颁布的相关规定中各种债权之间的补偿顺序既不严格也不统一，使得执行中很难规范化操作。例如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列入政策性破产范围的破产企业的财产原则上要首先用于职工安置，包括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没有设置担保的破产财产，甚至可以将有物权担保的财产用于安置职工。只有在破产企业财产不足时，才由政府出资安置职工，这一规定和《破产法》规定的清偿顺序存在着不一致。
⒋行政色彩过于浓厚。现行《破产法》由于受立法时代背景局限，本身存在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破产规范中的行政干预因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干预司法的法定化表现，而这又恰恰与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相违背，其结果是在破产实践中司法独立难以真正实现，破产程序严重扭曲。如债务人申请破产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和解整顿的申请只能由债务人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整顿工作由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主持;清算组也主要由政府行政人员组成等等。显而易见，破产企业的和解整顿以及清算过程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在其中唱主角。在破产财产的拍卖与分配过程中，政府则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其意志与要求，特别是在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这必然为在破产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机会。
⒌对破产逃债缺乏法律制裁措施。破产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就是通过设定严格的破产法律责任制度，使破产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就我国而言，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作为国家资产的管理者、经营者，由于自身过错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乃至企业破产，其责任是显而易见的。但依据《破产法》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如无重大玩忽职守行为，一般是不需要承担经济或行政上的责任的，更不用说刑事责任了。《破产法》尽管有对破产犯罪的规定，但既不具体也不明确，而且由于我国刑法中尚没有关于破产犯罪的规定，致使破产法律中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形同虚设，“假破产，真逃债”也就愈演愈烈。
⒍破产清算组不能严格履行职责。清算组是在破产过程中临时设立的工作机构，对破产财产的分配和清偿起着重要作用。为保证分配和清偿的公平合理，清算组应是独立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与破产财产没有利害关系的专门机构。但是，按照我国《破产法》的规定，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在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等政府机构中指定。而破产企业的主管部门本身和破产企业以及当地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难保证清偿工作的公正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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