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庭将侵犯隐私的指控分为四大类，彼此相互交迭：一是“虚光”(False light)指控，即所报道的信息对常人来说带有严重的冒犯性，从而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二是“私事”(Private facts)指控，即报道虽然真实，但却令原告极其尴尬或者严重冒犯原告，而又并非公众合法关注的范围;三是“滥用”(Misappropriation)指控，也称为曝光权(Right of publicity)，即未经当事人书面许可而使用其姓名和外形;四是“侵入”(Intrusion)指控，即以身体或其它方式蓄意侵入他人的独处状态或私人事务，而且这一侵入对一般人来说带有严重的冒犯性。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只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而公布、披露他人隐私的行为是侵权行为。这里，未经权利人许可而公开披露的行为主要有两种形态：其一，大众媒体根本未取得权利人同意而私自公开披露其隐私;其二，大众媒体获得权利人附加限制的同意，即在部分范围内使一定群众知晓该隐私，但大众媒体却私自将该知晓范围予以扩大，超出了授权范围，给权利人带来了精神或物质利益上的损失。
结合中国媒体的实际情况，以及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相关判例，我们可以将针对媒体的侵犯隐私权而发生的诉讼理由归纳为以下几种：
人们都会同意，个人的隐私利益必然会与公众获取新闻的利益相冲突。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呢?最早关注这一方面的华伦和布兰代斯就认为，像政府官员这样的公众人物必须牺牲自己的隐私权，至少将部分生活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以作为获取权力的代价。不过，即使是公众人物也不应该完全被剥夺其私人的一面。
媒体应对这一指控的最有效的抗辩手段是新闻价值。从美国的情况看，新闻价值的抗辩常常是很有效的，甚至几乎使得这种诉讼形同虚设。但问题是，新闻价值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法院会认为那些可能影响受众的问题才具有新闻价值，而那些只是有趣的信息则不能适用这种抗辩。但也有的时候，法院会依据新闻机构自己的原则来作判断。
在认定什么是“令人难堪的私人信息”时，美国法院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即“严重违反社会良俗”。这一标准，很好地保护了新闻报道和出版行为。但对那些“真正私密性的信息”仍然划出了一个保护的空间，对新闻机构确实不合情理的做法也保留了追究责任的要求。
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位整形医生在公开演示及电视访谈中使用了病人术前与术后的对照照片。当拍摄这些照片时，病人被告知这是“医生操作规程的一部分”。一年后，这位医生在电视节目和一次演讲中使用了4张照片，并指明了该病人的姓名。与这位病人熟识的人在看到节目后即开始传播与她的手术有关的消息。这位病人则完全被“击垮”而陷入了“可怕的抑郁”中 。法院认为该病人的隐私确实受到了侵犯。在此案中，被告以整形手术能引起合理的公众兴趣为主题辩称，但法院没有采纳这一新闻价值抗辩理由，而认为该主题的新闻价值与使用原告照片之间不存在“逻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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