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对互联网巨头Facebook和Google的全面突进深感担忧。他们认为，Facebook在越来越深地嵌入公众生活的同时，却在不断模糊隐私政策，弱化对用户的保护，朝着“以社交为默认状态”的目标大步前进。2010年4月，Facebook宣布，它将与某些网站共享用户数据。此后，Facebook用户在访问Yelp网站时会看到好友推荐的餐厅，在访问Pandora网站时能听到好友喜爱的歌曲。此举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更加严重的是，由于社会交往网站掌握和积累了海量的个人信息，许多人力资源主管在决定是否聘用某人时，经常将Facebook作为背景调查的重要手段。欧洲人认为，这种做法几近挑衅，他们有被偷窥的极度不悦感觉。Google的处境也不算太好，它知道得太多，终于在推广“街景”服务时，因为大量收集个人数据而在多个国家面临诉讼。
如果将目光稍微拉远来看，也许隐私权的争议才刚刚开始。年轻的互联网发展太快，主权国家、商业机构和用户都还处在熟悉和适应它的历史进程中。按照某种流行的说法，互联网的应用迄今为止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起初是“读互联网”，门户网站聚集海量资讯，用户主要依靠阅读和搜索来满足自己的偏好;然后是“写互联网”，以论坛和博客为主力的应用普及，激活了用户生产内容的崭新形态;如今是“分享互联网”，在大量SNS网站和微博客中，激增的用户不仅参与贡献知识和见解，还直接展现个人心理和日常生活的纤毫细节。隐私因此成为互联网的浩瀚组成部分。隐私充斥并不时外泄，正是全球互联网繁荣与混乱的一体两面。
在这个议题上，中国人也对某些尴尬的处境感同身受。例如日渐增多的未经他人同意而上传的视频、照片和其他私人信息，不时困扰着当事人;更厉害的是人肉搜索，时常以群众运动的猛烈之势绞杀任意引起瞩目的个体。但我们的焦虑还是与欧洲人不同。
要明白关键的分歧所在，可能要试图理解双方对待隐私的文化差异。通常认为，“隐私权”是“私人生活权利”的缩略表达，与之对应但迥然有别的是“知情权”和“公共生活领域”。按照自由主义的经典说法，私人领域拥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天赋特权，保护隐私就是要防止公众尤其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任意侵犯。显然，这是西方现代性和契约观念的基石。换言之，西方的整个工业文明植根于清晰的公私划界，各有规则，互不相扰。公共的事情由大家决定，这叫民主;私人的事情由自己做主，这是自由。民主注重多数参与，是火热的;自由强调个人选择，是冰凉的。既不能接受公共的事情被私人裁断，也不能听凭私人的事情被大众处分。数百年来不断完善的复杂制度设计和法律规范，充分考虑了这些社会共识。
然而，这些共识不仅在今天的中国远未达成，在更漫长的农业帝国历史中，更是从未被接受。基于血缘和狭隘地缘组织起来的古代熟人社会，夸张一点说，就是一个彼此知根知底、没有隐私的社会。如果真要说有个人隐私，它也被三重力量所掌握：一是家长式的全能政府，二是庇护式的温情组织(家族、村社或单位)，三是亲戚朋友街坊邻居。1949年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改变。国家掌握着细致的公民档案，组织无微不至、事无巨细地了解其成员的个体状况乃至家庭生活，而亲朋友邻更是津津乐道于各种家长里短。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中，都把对别人隐私的挖掘视为一种温暖关切。向组织交心和向熟人倾诉，继而组织介入和友邻帮忙，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反之，想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什么都不愿泄露，这既不允许，也被视为不可理喻。
晚近以来的城市化提速和互联网扩张，使得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和从前不大一样的是，大量隐私开始从熟人社群里溢出，被用心良苦的商业机构、先进精准的技术系统和兴致盎然的陌生人掌握。更要命的是，他们掌握隐私的目的也许并不是想给予帮助或者表达温暖，更多的是把隐私卖成钱，或者无孔不入的骚扰，敲诈勒索，伤害当事人。政府也具备了更加可怕的获取隐私的力量。只有在这种情境下，中国人才生发出保护隐私的迫切愿望。
中立地说，互联网时代的隐私泄漏并不完全是负面后果。哪怕是前述Facebook和Google引发麻烦的新技术，在遭到一些人讨厌的同时，也得到不少人的喜欢。尤其是浸淫于互联网的年轻一代，他们可能压根就没有老一代人的隐私观念，他们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展示一切，一边暴露，一边窥视。
来自欧洲的专家们强调，为了保护隐私，他们宁可放弃免费的互联网，选择付费的方式来交换更优质的服务;而中国的技术精英则表示，他们愿意舍弃部分隐私，用以交换更体贴和个性化的互联网服务。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两全的中庸之道呢?
在中欧论坛上，欧方组长劳奈·弗朗索瓦先生提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隐私保护三原则，即：自由消失的权利，对自己的信息绝对控制的权利，服务方和使用方对等的权利。涉及隐私的网站应当给用户提供这些技术支持，并给出明确易懂的操作选择，以便他们自己做出同意或拒绝共享的决定。令人深思的是，至于如何实现这些睿智的设想，他们并不打算求助于政府的介入，更相信的是社会契约和行业自律。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似乎有必要再加上几条修正建议。第一，在规范隐私保护的同时，应坚定敦促政府更加主动认真地贯彻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在监管企业滥用个人隐私的同时，也应依法限制政府滥用技术工具;第三，网民们强化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
确实，未来的互联网到底能走多远，不仅取决于技术变革和企业家创新，还部分取决于公众对隐私权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律调整及政府立场。但面对新生事物，很难走回头路。我们仍需持守宽容和开放的立场，避免过度防卫和过度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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