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A是王B的同村人，他家房后是一块属于黄埭镇政府所有的空地，被称为鲍家浜。2005年6月，陈A未经相关部门批准，雇佣了几个瓦工擅自在其屋后建围墙、挖水井、挖化粪池。
一天，在开挖化粪池的过程中。几个工人从地下挖掘出了一只翁头缸，掀开盖在缸上面的石板一看，缸内赫然是两只骨灰盒。几个工人不敢大意，连忙向陈A报告。陈A一想，这里原来是王B家的自留地，一定是他家先人的骨灰。工人们问要不要去通知王B家的人来处理。陈A想了想，动到人家祖坟了，人家肯定要找我算账，还是乘他家人不知道，赶快再埋起来。在陈A的授意下，工人们将两只骨灰盒搬到后面绿化地内埋下。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陈A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情处理了，殊不知他挖出两只骨灰盒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在全村传开了。王B心里清楚，那就是他们父母王C、钱D的骨灰盒啊。王B非常生气，立即找到陈A论理，并把此事报告了黄埭派出所。派出所对陈A进行了讯问，陈A承认确实挖到了两只骨灰盒，已经搬到后面绿化地内埋在地下，因为当时是随便埋的，没有标记，埋在哪里搞不清了。
派出所和裴圩村村委会共同组织两家人进行调解，陈A对王C、钱D的子女王E、王B等作了赔礼道歉，但对于交还骨灰盒并恢复原状和支付精神抚慰金的要求，陈A表示做不到。于是，王E、王B等王C、钱D的四个子女和亲戚共计17人，组成了庞大的原告队伍，向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他们认为，陈A在施工中擅自迁移王C、钱D的骨灰，侵犯了他们的权益，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请求法院判令陈A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停止侵害，交还骨灰盒并恢复原状;判令陈A向原告支付精神抚慰金85000元。
审理中，相城区法院查明，鲍家浜原为王家的自留地，2003年3月，黄埭镇政府征用该地，黄埭镇、裴圩村村委会按规定支付了相关费用，王B、王E已领取了相应的费用，其中包括迁移坟墓、骨灰盒的补偿。但王E领取补偿款后，并未实施迁移。
法院认为，按照习俗，人死后将骨灰安葬有一定的仪式，且会留下一定痕迹，王C、钱D骨灰盒埋葬在王B自留地上形成坟地，坟地上种有树木，该自留地在陈A屋后，陈A应当知道屋后有王家的坟墓。政府征用时给予王E迁移坟墓、骨灰盒的补偿，王E领取补偿款后并未实施迁移。陈A在挖化粪池时挖到骨灰盒，原告方知道后找陈A论理，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尚无其他人对此骨灰盒提出主张，可以推定陈A挖到并迁移的骨灰盒是王C、钱D的，陈A在公安派出所询问和调解时的陈述也承认了这个事实。陈A在派出所的陈述，系发生争议后对事实最直接的反映，且离事发当时的时间间隔也较短，较为客观真实。故陈A的解释不能成立，其在施工过程中挖到骨灰盒的事实应予确认。当事人在政法机关所作的对己不利的陈述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
陈A又说，退一步说，即使自己确实挖到了王C、钱D的骨灰盒，也是因为王E等未按政府要求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将骨灰盒迁移所致，王E等已经丧失其民事权利。
法院认定，王E在领取迁移坟地补偿款后，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将骨灰盒迁移误导其他人认为此地坟墓已迁移，不利于对亡者骨灰的保存。但王E等未按时迁移骨灰盒，并不必然导致其丧失民事权利。王B家虽然丧失了对原自留地的使用权，但其对先人的祭奠及悼念的权利却并不因此而消灭。
相城区法院在庭审的最后，作出了法庭小结：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其权利主体，应理解为第一顺位近亲属的当事人为权利主体，无第一顺位的近亲属的，由第二顺位的近亲属为赔偿权利主体。王C、钱D的父母已故，本案的民事权利主体应为王C、钱D的子女，即本案原告王明田、王E、王B、王明花，而其他13位亲属不是权利主体。陈A虽未致人损害，但其在未经批准开挖化粪池中挖到骨灰盒后，未向相关部门报告，亦未通知王E等原告并采取适当措施，存在一定过错。原告方无证据证明陈A是故意去挖骨灰盒，所以，陈A挖到骨灰盒的主观过错实属是过失而并非故意，不能认定陈A有故意侵害本案所涉骨灰的主观恶意。然而，陈A过失挖到他人骨灰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A既不能证明骨灰的现在处所，又不能确定能够返还，陈A应对此承担不利的后果。
陈A不服上述判决，于2006年8月22日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挖到他人骨灰事实不清，上诉人没有对被上诉人造成精神损害，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苏州市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陈A未办理合法手续而占用王B家原自留地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在发现王家先人的骨灰盒后，又不及时告知王B一家并待其采取措施，而是自行迁移新址埋葬，该行为不利于对死者骨灰的识别与保存，有伤王B家对先人追忆的感情，不便于王B家对先人进行祭奠和悼念，也有悖于民俗传统。因此，陈A擅自迁移骨灰盒的行为有损于王家的精神利益，对由此造成的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苏州市中级法院驳回了陈A的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