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吓费”其实就是精神损害赔偿金。虽然按照法律的惯例，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法院法官的一个自由裁量权，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法官一般采取的“无伤残不赔偿”的原则。不过，能够勇于讨要“惊吓费”并最后获得1万元的赔偿，当事人的做法还是值得充分肯定。
其实不仅司法实务上有“无伤残不赔偿”惯例。更何况，精神损害处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形态，对其定性和赔偿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加上传统习俗中，对于精神损害并没有形成概念，也未能将其作为一种权利选项。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精神损害赔偿都缺乏民意支持，也没有传统习惯作为基础，再加上在时下用人市场中，劳资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劳动者连最刚性的法定权利都没有获得保证，此时再强调和索讨精神损害赔偿无异于奢谈。
从某种意义上讲，精神损害赔偿的高与低，跟个体权利的高与低密切相关，即精神赔偿的层次如何，可以作为判定个体权利强弱的标尺。当其精神受到损害之后，不但未被漠视反倒获得了极高的赔偿，并且成为民事赔偿中极为重要的构成，那么也就意味着个体的权利得到了全面的补偿，从显性的肉体伤害到隐性的精神伤害，都得到了全面的虑及。当然，权利的获得尊重与补偿，离不开个体的自我重视与抗争，敢于并善于给自我价值标注，才能在给自己争取的同时，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和法治生态的优化。
国外的精神损害赔偿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并日益完善和成熟。以美国为例，在没有人身伤害的情况下，精神损害也可以作为独立的诉求，这种独立诉求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故意或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诉讼;二是过失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之诉; 由此不难看出，其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和保护，较之于国内的保护范围，显然走得更远。当然，正是在这样的保护原则之下，精神赔偿诉求变得极为平常，维权者对此也十分重视，哪怕付出极高的成本代价，也要为自己讨要一个说法。
反之，国内这种体系性的短板，跟公众的权利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若是当受到精神损害者，自身都将其不当一回事，那么也就难以获得积极的回馈，更无法通过个体的努力去推动保护制度的进步。正是有了这些客观因素和现实环境，才使得索取“惊吓费”的个案具有了标本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