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从两个方面看，最为准确。一方面，从受害人的方面看，是对人格权和人格利益受到损害的救济和补偿。从加害人方面看，是对加害人实施侵权行为侵害他人人格权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综合起来，侵权行为侵害他人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造成了精神利益的损害或者精神痛苦，是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而这种精神利益损害和精神痛苦并没有财产的价值。法律确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借财产赔偿的形式，对人格关系中的纠纷进行调整。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采用经济的或者叫做财产的方式解决民事争端，是一个较为有效的办法，既可以抚慰、救济受害人的损害，又可以让加害人因这种并不获利的行为支出金钱，起到经济制裁的作用，还可以警示社会，预防侵权行为。
但是，这种办法是有一定的弊病的。这就是有可能鼓励社会的金钱观念，让受害人盲目追求高额索赔。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要限制盲目追求高额赔偿金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运用其他的民事责任方式解决这类纠纷。可能对于一个相同的侵权行为，由于加害人的经济负担能力不同，而判决承担不同的赔偿数额，这都是正常的，而不能将精神损害赔偿明码标价。如果是这样，就真是将人格当成了商品了。
还有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不能明码标价，那能不能搞一个最高、最低限价，不是也好执行吗？有的地方法院不是就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如重庆不超过10万、上海不超过5万吗？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规定。对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的侵害，精神损害赔偿固然对受害人有一定的抚慰作用，对加害人有一定的制裁作用，对社会也有一般的警示作用，但是财产赔偿并不是抚慰精神损害的唯一办法，还有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形式。
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办法，说到底，是要由法官对案件的感知来决定。法官要根据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程度的感知，以及对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的感知，依照自由裁量权，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这就要体现三个原则：一是对受害人起到抚慰的作用，二是对加害人起到制裁作用，三是对社会起到一般的警示作用。符合这三点要求的赔偿数额就是合适的，而不在于究竟是多是少。当然，在一个地区，经过一段的实践，可以使赔偿数额大体实现较为均衡；但是，永远不能期望对精神损害赔偿有一个一刀切的标准。
规定上限和下限的做法是不行的。例如，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上限是10万和5万，北京卡式炉爆炸案受害人贾国宇的残疾赔偿金定为10万元，大家都认为是合适的；如果是对造成死亡的赔偿金也仅仅赔偿10万或者5万，显然就是不够的。另外，还要考虑国际交往中的问题，在一些涉外的索赔案件中，我们的立法、司法、理论上的一些固执的、习惯的做法，已经受到了实践的惩罚，任何与中国交易的人，都会用你的法律来解决与你发生的纠纷，你规定上限是10万元，他们国家没有规定，可以赔偿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他就赔你10万元。这不就是你自己找的吗？这也是“入世”后对中国法律面临的一个考验。
面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受害人在索取精神损害赔偿时也存在一些误区。受害人在起诉时，大体上有三种表现：第一种表现，则是对赔偿数额漫天要价。在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案件中，受害人动辄提出数千上百万的精神赔偿金，却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受害人自己对精神受损害的赔偿和法院认定的并不一样。第二种表现，就是对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事情也要求赔偿，如有一位旅客乘车时晚上睡觉，有十几只老鼠从他脸上爬过，他因此提出精神赔偿，结果被驳回。第三种表现，是对侵权损害程度的理解不准确，对轻微的损害也要提出高额的赔偿请求。
多数时候，当事人提出过高的赔偿数额，是在打一种心理战。就是企图以提出高额赔偿的请求来强化被告确实构成侵权的可能性，使得法官和大众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有利于胜诉。同时，提出高额赔偿请求也是作为与被告谈判的筹码，迫使被告权衡利害，万一败诉，高额赔偿不划算，不如调解降低数额。对于这样的问题，是好办的，那就是依法决定赔偿数额，不受过高赔偿数额的请求限制，该赔多少就赔多少，并以此进行引导。助长高额赔偿的客观环境是，只要被告侵权，不管赔多赔少，反正诉讼费都是被告出。因此，要按实际赔多少精神损害额来分担诉讼费，这样可扼制一部分滥诉。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上，过去只是局限在《民法通则》规定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受到侵害上，范围很窄。现在扩展到了几乎概括全部人格权、身份权这样广大的范围。这不仅对当事人是一个需要学习、掌握的问题，以避免滥诉；对法官也急需学习和研究，真正掌握这一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和适用的办法，避免适用法律的错误。
至于构成精神损害还是不构成精神损害，则要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判断，按照侵权行为责任的构成要件来掌握。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在认识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这里既有当事人对法律理解的问题，也有法官对法律理解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官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理解。法官就是掌握法律实施的定盘星，法律和司法解释都制订好了，搞对搞错就是法官的责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滥诉不是大的问题。因为滥诉的结果是自己承担败诉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法官的水平是不是能够掌握这一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做到准确实施；同时，在适用这一司法解释的时候，也不要再多加额外的限制，使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应当得到的法律保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