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了合同违约的损害赔偿范围：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从这一条文的规定来看，我们还无法明确判定其是否包括了精神损害。要解决此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合同损害赔偿制度的功用。侵权之损害赔偿责任主要在于填平损失，其惩罚功能并不明显。那么合同的损害赔偿制度是否也是同样的功用呢？美国学者富勒指出：所有这些要点可归结于这一公式：在对因信赖某合同而发生的损失寻求赔偿的诉讼中，我们不会故意使原告处于一种比假定合同得到完全履行时所应处的状态更好的状况。信赖利益论的创始人富勒在此虽然是强调损害赔偿的结果是不能使赔偿权利人在赔偿扣的境况好于合同履行后的状况，但其却从反面说明了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使未违约的一方能够实现其对合同的信赖利益，正如李永军教授所言：“正是由于损害赔偿的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损害赔偿的基本目的应该是：使受害方的利益达到如同合同履行后所应达到的状态。”合同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在合同订立后双方对特定的对方即有一定的信赖利益总信任能够从对方履行合同中取得相应的利益。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其利益就无法满足，故法律设立了损害赔偿制度这一独立的救济手段。既然合同违约的损害赔偿制度其目的在于使当事人得到相应的信赖利益，那么《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是否包括了精神损害呢？
对于合同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事实上应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合同的目的是以达到精神娱乐，而因违约使一方当事人这一合同目的落空；另一种是合同的标的物(非标的)本身包含一定的精神要素，违约造成了标的物的损毁造成当事人精神的损害或者是合同的违约造成了一定的人身伤害(其一般存在于加害给付中)而引起的精神损害。对于第二种也就是合同标的本身并非精神要素性质的精神损害。对于这两种不同情况，因合同的信赖利益本身的不同，其是否构成《合同法》第113条之损失是不同。
对于第一种精神损害，因合同本身即以达到精神的娱悦为目的，如旅游合同，合同的信赖利益本身即精神利益，因一方的违约，这种精神的娱悦即无法满足。损害分为积极的损害与消极的损害，前者即为现有利益的减损，后者即为可得利益的丧失。这种精神娱悦的无法满足即属于后者，是一种可得利益的丧失，当然属于精神损害。根据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目的说，理所当然，这种情况下的精神损害属于《合同法》第113条所含的损失。
对于第二种，即标的本身并非精神性质，而是因为对标的物的毁损或者加害给付等原因造成了精神损害，在此并非《合同法》第113条规定之损失。其原因在于，此种合同之目的并非精神性的，其不属于合同信赖利益本身。当然这种解释确实过于勉强，很难成立。但我们需要注意是，《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之后段规定了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限制。事实上，对于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限制，作者认为其属于信赖利益原则的当然延伸。对于非违约方的精神利益的损害违约方是无法在违约时预见的，违约方无从知道对方对合同的标的物本身具有特殊的精神利益，但如果对方在订立合同时明确告知了，那么就另当别论，不过其依旧非《合同法》第113条规定这可赔损失。
虽然第二种情形下的精神损失并不属于《合同法》第113条规定这可赔损失，但《合同法》第122条规定了：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责任竞合条款的规定使得第一种情形下的精神损害并不是没有救济途径。就提到的几个案件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得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就可以得到救济。因此对于第二种情形下的精神损害，只要其构成了侵权行为，就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得到救济，而司法实践中的关于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都几乎得到了支持。
原因在于，从违约方视之，其对合同也有信赖利益，正是其基于合同信赖利益本身的考虑，作为一个理智人的违约，在充分考虑违约可能造成对方信赖减损的程度，并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及违约是否对于自己不是最坏而作出违约行为。非违约方的信赖利益需要保护，违约方对法律制度及合同信赖利益本身的信赖同样需要保护。法律本身就是在分配利益与风险，双方的利益风险法律都必须考虑到。
引用法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
U962240960
U575789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