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一方面是对弱者的一种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对恶行的一种惩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赔偿制度却面临着立法上的种种空白而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2、难以举证，缺乏可操作性
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增加的确在很大程序上保护了无过错一方的合法权益，但对于实践中如何举证问题，目前尚无具体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因此无过错要使法院支持已方的诉求则必须承担举证的责任。但目前的问题是，婚姻法规定的家庭暴力、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四种情况都具有隐蔽性，举起证来都非常困难。当事人只能采取跟踪、偷拍、偷录等手段来调查取证，但这又极有可能侵犯到对方隐私权。合肥某女子为了取得丈夫包“二奶“的证据而捉奸，结果被“二奶”以侮辱罪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该女子侮辱罪成立。从婚姻法修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无过错方由于不能充分举证而最终得不到赔偿的案例。
在上海某区法院有这样一个案例，女方认为男方存在过错，举证如下：（1）男方与同居一室的女子依偎拥抱的照片；（2）男方所租房屋的房东认为男方与该女子同住并认为双方是夫妻的证言；（3）邻居认为两人一起居住的证言；（4）朋友证明两人共同出入社交场所的证言；（5）男方帮助操办了同居女子父亲的60大寿的证言。但法院认为：男方在法院审理中否认其与女方所称异性有同居关系，由于女方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男方行为不轨，有通奸行为但尚不足以证实男方有与婚外异性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事实，因此女方要求男方赔偿的证据没有证明力而不予认定。
刘女士的丈夫与第三者在外同居多年，她把丈夫告上法庭。为了取证，她费尽周折找到了丈夫与“二奶”的住址，但物业公司为保护业主利益守口如瓶，邻居或者不知情，或者知情但害怕被报复而根本不肯为她作证。无奈之下，刘女士要求法院前去取证，法院要她找110，110让她找当地派出所，派出所告诉刘女士，她丈夫的这种行为不是强奸，而是道德败坏，让她还是找法院！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处。刘女士最终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败诉，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河南农民王权因为包二奶而涉嫌重婚罪，成为新婚姻法实施以来第一个因警方介入调查取证而落入法网案例，也是唯一的一例。
3、赔偿数额难以确定。《婚姻法》规定了离婚过错赔偿制度，但究竟赔多少，并没有明确，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也只能确定一个大概的幅度。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判决的数额相差非常悬殊，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2001年12月，天津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因第三者插足而导致离婚的案子，支持原告无过错女方要求赔偿5000元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
2002年８月，桂林市临桂县人民法院按照《新婚姻法》的规定作出了判决，妻子蒋某因婚姻过错赔偿韦某精神损害费1万元。
2002年7月，上海市靜安区法院判决一起因丈夫与他人同居导致的婚姻破裂案中判決有过错的薛某给邵某精神損害抚慰金2萬元。
2001年7广州市白云区法院首次适用新《婚姻法》有关规定，判决已有配偶却长期与他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颜某赔偿其妻子精神损失费3万元。
北京西城法院审理的北京首例因婚姻不忠引起的离婚赔偿案件，有了“第三者”造成离婚的丈夫给付了妻子8万元的精神赔偿金。
2001年9月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判决因丈夫包“二奶”而导致离婚的刘巧仙女士得到精神赔偿金10万元。
许多西方国家为了计算出精确统一的赔偿数额，以法律的形式将不同的精神损害情况分类列出计算公式。当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适用统一的公式的不可行的。笔者建议：可以通过国家统一立法规定最高与最低赔偿标准与各地方根据具体经济情况制定相应规定相结合来规范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使赔偿标准量化、具体化。从而使相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不至大相径庭。
U78268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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