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我当时一时糊涂，抱了医院赔给我们的孩子，而医院就此一赔了事。现在医院根本不承认我妻子在他们医院生过孩子，更不承认由于他们失误，使我的孩子夭折。”李秧提起一年前的事，后悔不已。
而这个事实更无法让他妻子刘红接受。“我不要医院赔给我的孩子，我要我自己的孩子……”19岁的刘红（化名）哽咽地说。
据李秧（化名）回忆，2006年2月13日，快到预产期的妻子刘红感觉肚子轻微疼痛，李秧便随同妻子来到离家不远的私立医院――昌吉市恒安堂医院做产前检查。
该院医生于亚莉做完检查后说：“是个儿子，胎位很正常，可以顺产。2月14日是刘红的预产期，今天就住到医院观察吧。”
入院当晚，刘红就开始觉得肚子阵痛，李秧就去找于亚莉。“于医生当时表示，‘早着呢，至少要等到明天了。’说完，便去睡觉了。”李秧说。
第二天早晨，于亚莉带着两名昌吉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对刘红做检查，发现宫口已经开到八分了，于是迅速把刘红送往产房。“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于医生要求我们签字，说病人要打麻醉针止痛。由于我们担心打麻醉针会对产妇及胎儿不利，就没签字。”
据李秧说，他们后来还是给妻子打了麻醉针。但孩子一直没生出来，后来医院给刘红做了剖腹产手术。
孩子是出来了，但是怎么拍打也不出声，大约抢救20分钟后，孩子彻底停止了呼吸。而刘红一直血流不止，于亚莉赶紧打电话给她的丈夫――恒安堂医院院长杨福元，让他赶快去买血。
“看着死去的孩子，望着流血不止、奄奄一息的妻子，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便嚎啕大哭起来。”李秧说道。
据李秧回忆，等杨福元把血买回来时，妻子已经四肢冰凉，脸上毫无血色，恒安堂的几名医生慌张地说：“赶紧转院。”便手忙脚乱地将刘红转往昌吉市第二人民医院。
昌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主任张林峰说：“产妇送来时，经诊断，产道大量出血，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查找原因，医院对其进行了急诊剖腹探查，打开产妇子宫后，当场医护人员都惊呆了，出血口不是几根血管的问题，而是子宫和阴道内的大面积创伤。”
张林峰表示，一般在生产过程中，孩子的头先出来而肩部出不来时，会顶住头部给一个缓冲力量，让孩子慢慢出来。刘红的子宫和阴道之所以大面积创伤，是没有经验的医生着急时给抓伤的。
在没办法进行修复的情况下，征得家属同意后，昌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将刘红的子宫全部切除。
李秧向记者透露，在妻子脱离危险后，怕对她打击太大，他们一直向她隐瞒孩子夭折的消息。恒安堂医院院长杨福元和妻子于亚莉曾多次来到病房探望，并承担了妻子的2．5万元手术费。
2月18日深夜，杨福元给李秧打来电话称：“我给你找了个女婴，你要不要来看看，如果看不上，我在南疆还给你联系了几个，就算你自己的儿子生下来还活着，万一是个痴呆，或者长到20岁突然意外死了，或者长大后不孝顺你，你岂不是更伤心？给你抱个孩子也许是我救了你呢。”
李秧说，考虑到妻子已没有生育能力，让她知道孩子没了，怕她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第二天，他便瞒着妻子跟杨福元去了昌吉市另一家私立医院。自称孩子父亲的男人将女婴偷偷抱给他，跟他说：“孩子母亲不知道此事，因为孩子有个18岁的哥哥，不能接受有这么小的妹妹的现实，只好让别人抱养。”随后，杨福元将3000元钱给了医院一位医生，便带着李秧从医院后门走了。
“出门后，杨福元对我说，后面的事交给我了，我们是熟人你不用担心。”于是，他们分头走了。
直到2006年4月12日，刘红无意间看见家中放着一份丈夫李秧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恒安堂医院的材料，才明白了一切。
“当时眼前一片漆黑，仿佛觉得天已经塌下来了。”刘红流着泪说。
第二天，李秧夫妇一起去找杨福元和于亚莉，没想到他们声称从未见过李秧和刘红，并拒绝一切赔偿。
此时，他们遇到一个难题：法院要求提供病历，可医院根本不承认并拒绝提供，而昌吉市卫生局也表示无能为力。
李秧说，为了此事，昌吉市有关部门互相推托。他们费尽周折，在昌吉市人大的帮助下，2006年12月底，卫生局终于让恒安堂医院交出了刘红的病历复印件，并出具了一份证明，称恒安堂医院接生医生于亚莉是不具有处方权的助理医生。
谈及以后的生活，刘红流着泪向记者表示：“这个孩子长得很可爱，可是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骨肉。每次看到她，就会想起夭折的亲生儿子。”
记者来到位于昌吉市民主路的恒安堂医院，找到于亚莉说明来意后，被其连推带骂轰出门外。
昌吉市卫生局医疗科负责人表示，卫生局已经给刘红出具了相关证明，对于恒安堂医院为弥补给刘红造成的损失，赔了一个女婴之事，他们也只是听说，不好发表任何言论。
记者获悉，由于医院负责人一直拒绝签收法院传票，今年4月，法院已强制留置送达，定于明天正式开庭。（本报乌鲁术齐4月23日电 实习生 吕思思 本报记者 刘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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