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的初衷,我们看到,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令中国医院迎来第一个命运转折。彼时,“文革”动乱甫定,百端待举。卫生领域的问题是:一方面,医院赔本经营,越办越穷;另一方面,社会“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决策层逐渐淡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卫生事业“福利性”的定位,提出将其定性为“生产性”。
一转百转。此后,政府对医院“少给钱、给政策”,比如允许医院对药品加成一定比例“以药补医”、大型设备检查高于成本定价等,这无异于推动医院把经济压力转移给患者。
这是一剂猛药——它有效解决了当时医院效率低下、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也伏下了后来医院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的线索。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医院普遍实行各种或明或暗的承包制,将医院收入和医师报酬挂钩,同时,若干能够带来效益的新鲜经验,诸如点名手术、特殊病房等,开始在医疗系统流传。
其副作用是,大处方、大检查等种种不合理创收行为逐渐泛滥,“看病难、看病贵”呼声强烈。
一些原本无奈执行政策的医院,在逐渐克服职业使命、自身责任等与生俱来的“心理障碍”后,开始品尝到这种制度设计的巨大利益。有的医院,特别是大医院不但扭亏为盈,甚至展开了“规模竞争”、“豪华竞赛”。
人们看到,医院圈地、盖楼、进设备,规模越来越大,床位越来越多,“超常规”、“快节奏”、“跨越式”等词汇成为医院院长的口头禅。
人们还看到,医院的病房建设开始追求“宾馆化”,一些特需病房的豪华令人瞠目结舌,甚至一些医院提出“30年不落后”的建筑目标。
有学者指出,这种“规模竞争”、“豪华竞赛”反映出医院逐利的真实动机,加剧了治理“看病难、看病贵”的难度。
有人评论说,在“发展”的旋律下,医疗,越来越像是一门生意,而且几乎是一门只有收益、没有风险的生意。它与住房、教育一道,成为许多人难以支付的“新三座大山”。
于是,有人开始追问医院的“发展”——发展为了什么?
2006年,中央高层作出回答,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200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载明,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这意味着,中国公立医院面临第二次命运转折。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将是此次公立医院改革的使命。
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调整工程,它涉及医、药、保、患、政、企等方面,牵扯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等体制机制痼疾,可谓荆棘密布,风雨多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