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管××诉称：1991年1月我到××医院二楼整容中心求诊，受到该院劳×ד医生”的热情接待，双方约定1月27日在××酒店做整容手术。不料术后不仅不见任何整容效果，反而比手术前更难看，双眼浮肿，丑化了我的容貌。经了解，劳××既无行医执照，又无专业学历，是通过关系塞到医院的，被告××医院为劳××提供场所、名义和便利，违反了我国法律和职业道德，应赔偿原告因整容手术失败而蒙受的损失，包括因眼睛问题而失业导致的工资损失计人民币7万元；为投诉所花费的交通费、通讯费人民币1.5万元，医疗费用人民币5000元；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1万元，以上合计人民币10万元。
被告××医院答辩称：劳××长期自学整容技术，曾为多人成功地做过整容手术，根据1986年3月15日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发布的《关于〈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意见》的规定，“对不具备规定学历，但确有真才实学，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符合其他任职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可根据需要，聘任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故我院聘任劳担任整形美容医师并未违反有关规定。劳与原告私自约定在医院以外的场所做手术，事前既未向我院汇报，所收费用也未交给我院，完全不属于代表医院履行的职务行为，所致一切后果应由劳××承担。原告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主动接受劳在非医疗场所做手术，依法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劳××答辩称：1990年12月原告为治眼病到××医院来了几次，因看到医院有整容项目，便到我办公室找我，希望为她整一下鼻子。我建议原告做一个去皱成形双眼皮手术，以去除眼睛流泪、酸胀的症状。原告希望按国内病人标准少收些手术费，我说很多人都知她是香港人，我不能负这个责。她于是提出要我出诊为她做手术。我们经约定于1991年1月一个星期天在××大厦为她做了眼睛和隆鼻两例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因原告不及时找我拆线，致使一只眼睛角有些不理想。此后我们成了朋友，她经常来深圳看望我，她的丈夫还曾向我写感谢信，所以手术没有问题，不同意赔偿。
经审理查明：1991年1月，原告管××到××医院治疗眼病，在其整容中心受到被告劳××的数次接待，在劳的鼓动下，原告下决心请劳为其做象牙成形降鼻术和去皱成形双眼皮两例手术。原告因工作忙，希望在星期天做，被告劳××称星期天医院的手术室不开，双方遂经约定于1月27日在深圳市××酒店做了上述两例手术，被告劳××收取了原告手术费港币3000元。术后原告认为眼部没有达到整容效果，反而更差，多次向被告××医院，劳××及深圳市卫生局有关人士反映，投诉，并曾于1993年10月8日向本院起诉，后因未交诉讼费作自动撤诉处理。
再查，原告管××原患有多年的眼病，主要症状是红眼、流眼泪、视物模糊，曾多方求治，没有根除。经被告劳××行整容手术后，原告于1994年7月15日和8月11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门诊进行检验，鉴定结论是：一、手术后，原眼睑下垂程序有所矫正，但也存在手术上的缺陷，造成两眼上眼睑重睑线不规则畸形、明显影响容貌和结膜面粘连、瘢痕增生、凹凸不平、并发慢性结膜炎、造成痛苦。二、手术后果的损害程度，评定为轻伤。三、建议可遵医嘱重新手术治疗和合理的经济补偿。
又查，被告劳××无医学专业学历，原在上海市××管理干部学院医务室工作，自学整容等医疗技术，曾为多人做过整容手术，1988年停薪留职，1989年9月经人介绍到××医院进修学习，并获准以××医院名义行医，所收医疗费由××医院与劳六四分成。××医院限定劳××只能在医院的手术室、在医院的监督、协助下做手术。但1991年1月27日被告劳××在院外给原告做手术，并未告知××医院，所收手术费也未上缴。原告投诉后，××医院对劳在院外做手术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劳即于1992年春节后离开了医院。
以上事实，有法医检验报告书，原、被告在法庭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被告劳××不遵守卫生行业及深圳市××医院有关规定，未经医院许可、在不具备手术条件的院外擅自为原告行整容手术，致使原告受到损害，被告劳××对此应负主要责任。被告××医院为无专业学历的被告劳××提供职位，负有对其教育、监督、管理的义务，本案中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原告管××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为图时间上的方便而同意劳××在院外为其做手术，对手术造成的损害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此外，因法医鉴定的时间距手术时间相隔较久，而原告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眼病，故被告劳××的责任应有所减轻。原告对其工资损失人民币7万元的诉讼请求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第131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劳××退还手术费港币3000元给原告管××，赔偿管××医疗费、交通费、通讯费人民币7000元。
二、被告××医院赔偿原告管××医疗费、交通费、通讯费人民币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