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过程波澜不惊，意外出现在最后，当主审法官宣布，将该案送交北京一家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时，旁听席上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
上海的医疗纠纷已经多年没有做过司法鉴定。此前，医患双方在鉴定问题上争执不下，医方坚持由医学会做医疗事故鉴定，患方则认为院方的病历不真实，坚持由法医做司法鉴定。
崔案在上海的“破冰”，被患方理解为是7月1日正式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带来的变化。事实上，法官在庭审中也明确提到，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医疗诉讼中将不再有“医疗事故”的提法，法律界的共识是，被诟病多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也应顺理成章将退出诉讼领域。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尽管民意滔滔且符合法理，但由于该《条例》事实上未被废止，医学会鉴定继续合法存在，医疗纠纷诉讼乱象或将继续存在。
“《条例》并没有真正保护医方的长远利益，相反却掩盖了医院和医生的一些错误行为，甚至纵容了医院内的一些违法犯罪现象”
医疗纠纷实践中弊端重重的《条例》，在民间一直遭遇越来越大的意见反弹。
早在2006年3月，温州律师朱祖飞曾投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直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一部“恶法”，“违背了法律应有正义和公平原则，毫不顾忌站在医疗机构一边，赤裸裸地维护卫生部门利益，建议予以废除。”
值得一提的是，以维护医疗秩序、缓解医患矛盾为重要宗旨的《条例》，在实施数年后，医疗纠纷反而逐年增多、医患矛盾则愈演愈烈。
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由于医患纠纷引发的冲击医院等恶性事件，2002年有五千多起，2004年上升到八千多起，2006年则将近一万起。2008年，在太原召开的一个关于医疗纠纷全国性的内部会议上披露，全国医疗纠纷每年发生达百万起，并以100%的速度增长。
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出版的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著作中写道：各方普遍认为，医疗事故案件处理中，法律适用二元化现象损害了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影响司法公正，加剧了医患矛盾。
长期专注于医疗纠纷诉讼的卓小勤认为，近年来造成医疗纠纷上升、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有很多，但作为调整医患关系主要工具的《条例》责无旁贷，甚至可以说起到主要作用。
解放军总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武强则认为，《条例》并没有真正保护医方的长远利益，相反却掩盖了医院和医生的一些错误行为，甚至纵容了医院内的一些违法犯罪现象，“我建议将其尽快废除”。
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胡志强表达得更加直接。他说，实践证明，医疗事故条例是一部失败的法规，它的立法初衷是缓解医患冲突，但结果却是加剧了医患矛盾，医方和患方均成为受害者。
法学界在此问题上也近乎达成共识。“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应自动废止。”著名民法学者梁慧星近来在多个场合公开表达这一观点。烟台大学教授郭明瑞说过，侵权责任法“最大的贡献”，就是“废除了医疗事故条例的规定”。
法律界通常的理解是：虽然《条例》事实上未被废止，但由于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作出了专门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无论是根据“上位法高于下位法”，还是依据“新法优于旧法”，都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而不是《条例》，后者再无涉足医疗诉讼的理由。
从所谓的 “老子给儿子鉴定”变成了“叔叔给侄子鉴定”
实施了8年的《条例》》何以面临如此众多的非议?又何以在如此众多的非议中岿然不动?南方周末记者对这部法规当年的出台经过进行了寻访。
据卓小勤介绍，在此《条例》实施之前，中国用以规范医患关系的主要是卫生部起草、国务院颁布的另一部法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1987年实施以来，因为存在“老子鉴定儿子”、赔偿金额过低等弊端，一直饱受诟病。部分法院也看到问题所在，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屡屡突破，通过引用民法通则相关条款，给予患方更多的救济。
然而，法院的做法引起卫生界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由于对鉴定问题不满，患方经常将各地卫生局、卫生厅甚至卫生部告上法院。正是在这一复杂背景下，事故“条例”取代事故“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