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名机，相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张仲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张仲景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心道术。”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与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还是他热爱救死扶伤的医学、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张仲景生平最佩服的古代医学家就是扁鹊。他说，每一次在史书上看到扁鹊诊治虢太子和齐桓侯的记载就被其高超的医疗水平所折服。张仲景希望做一个扁鹊那样的好医生。他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对于后世中医的影响张仲景超过了扁鹊。
张仲景经过艰难磨炼，他的望诊水平也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西晋皇甫谧的《甲乙经·序》提及了张仲景为王粲诊病一事。
张仲景见到王粲时，王粲20多岁，正直年轻气盛、春风得意之时。王粲（字仲宣）是当时“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之一，而且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借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诗人隐藏着可怕的“疠疾”。
张仲景对他说：“你有病，如果不治疗，四十岁的时候，就会眉毛脱落；眉毛脱落之后，半年左右就会死亡。”张仲景为他开出了“五石汤”，说这个方药可以治愈他的疾病。
二十几岁的王粲哪里听得进张仲景的话，他也根本不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他只在表面上应付了一下，并未认真对待，甚至还心生厌恶，嫌张仲景的话不吉利。
过了三天，张仲景再次见到王粲时便问：“服药了吗？”
王粲不好意思直言自己的厌恶之情，只好应承说：“已经服过了。”
张仲景仔细一打量觉得不对，就说：“你的面色可不象服过药的样子，你对生命怎么能这样不认真地对待呢？”
二十年之后，不幸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王粲眉毛脱落，半年后就死去了。
这件事情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它仍然可以给我们以无限的遐想。
张仲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百姓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同时代的文学家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二百多人因伤寒病而死去的占了大半。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
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百姓疾苦的医生。他希望靠医学的力量，对上能够治疗国君和亲属的疾病；对下层老百姓，也能帮助他们解除病痛；对于自己，也可以靠养生保健知识而健康长寿。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使张仲景“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和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
《素问》是一部论述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后人把它与《灵枢》合称为《黄帝内经》。
《素问》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意思是说，人们现在所患发热为主的病，大都是因为受了寒邪的侵犯造成的。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
我们现在知道，许多传染病的流行是在冬季。古人认为，春天温暖，万物始生，一派生机。而冬季严寒，蛰虫深藏，万物不长，一片肃杀萧条。因此，古人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古人看来，冬天的寒气是一种肃杀之气，可以称为“寒毒”，容易使人产生传染病。甲骨文里有“祸风有疾”的记载，而且都是在冬季里发生的。
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医疗实践对《素问》的理论进行了发展。张仲景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各种传染病都可以叫做“伤寒”。张仲景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素问·热论》认为，大多数以发热为主的传染病，有的好了，有的则导致患者死亡。死的人大多在病后六七日；而好的人多在十天以上。因此，他就提出来一个学说，把热病看作一个过程，一天一个样地变化不停；每一天的病情用一个符号表示，一天叫做“一经”，六天就是“六经”。这六经分别叫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素问·热论》对于六经热病的治疗，只提到在三日之前可以用让病人出汗的方法治疗；三天以上的热病可以使用“泻法”治疗，主要是用针刺治病。
华佗说，治疗主要有三种方法。在早期的时候，病邪在肌表，也就是疾病位于人体的浅层，可以使用让病人出汗的“汗法”。具体地说，除了针刺的方法，还可以用膏药在患者身上摩，让其出汗。当然，古代还有用烤火出汗的方法，但那样容易使汗出得太多，汗多脱水可加重病情。华佗说，还可以服用中药散剂发汗。如果病邪位于胸部，就可以使用催吐的方法治疗，这叫做“吐法”。如果病邪深入到胃肠，就应该使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让病人通过排便而退烧，这叫做“下法”。
张仲景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前人喜用的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张仲景与华佗虽然处于同时代，但是很少有资料可以证明他们进行过医学交流。
张仲景对于《素问·热病》的理论与治疗方法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在前人“表里分证”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阳证有一个“半在表、半在里”的新观念，使证候辨别更细致。他大胆地把病人衰竭之后的“虚寒证”也收录进来，称为“三阴证”。“三阴证”多数病情危重，有许多属于现在的中毒性休克前期和休克期表现，历代医家称其为“三阴死证”。张仲景对于接近死亡的“三阴死证”，提出了许多有效的方法，挽救了无数生命垂危的患者。
张仲景最为著名的观点就是打破了《素问·热论》按疾病日程使用药物的观点，提出来不能机械套用“三日前后分汗下”的做法，而必须以临床证候表现为依据，只要有需要用发汗方法的证候存在，无论患病多少天也应该使用“汗法”。对于泻下的方法也是要根据患者的证候表现而定，而不是根据患病的天数。他的“观其脉证，随证治之”成为历代医家遵守的格言。
张仲景所选用的方子，大多来源于汉代之前的《汤液经法》。《汤液经法》是西汉之前就已经流传的著名方剂著作，据说是商朝宰相伊尹所著。
当代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说，张仲景就是用“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经验，所以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在张仲景重新编排的六经病证里，一百多个方剂就像流水作业的不同岗位；各就各位，在不同的证候到来时，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无论证候来得晚，还是来得早，只要证候到了，就使用针对证候的药方，就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这个等待证候、发现证候、辨别证候、治疗证候的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
由于“辨证论治”是在以“六经”为题目的框架里进行的，所以叫“六经辨证”。
由于外感热病的病因多数因冬季感寒而发，所以张仲景不再把发热为主的传染病称为热病，而是叫做“伤寒”，也就是“伤于寒而引起的疾病”的意思。
张仲景热爱医学，重视医学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百姓的疾苦。医.学教育网收集整理但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这样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仔细地给百姓治病。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初一和十五，他的衙门前就会聚集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了纪念张仲景，后人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通称“坐堂”，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当官不久，他“见朝政日非”，便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隐于少室山，潜心总结医学经验，撰写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张仲景收集了大量的临床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终于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对此书加以整理。到了宋代，该书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金匮要略》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著。书中精选了三百多个方剂，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等。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证实其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的。据说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
清代名医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
历代有关注释、阐发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
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公司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占到了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及整个世界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