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判决理由之检讨
二审法院的判决理由认为：“金钱一经交付即转移所有权，因此被告获得该票据款项后，在开具支票将160万元从被告帐户内划付给第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原告财产的侵犯”。显然这是法院认定被告不构成侵权行为的主要理由和逻辑起点。不难看出法院的判决建立在以下两个三段论逻辑推理之上。
第二个推理以第一个推理的结论为基础，其推理过程是：
大前提：所有权人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
小前提：被告是所有权人，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结论：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
法院的推理似乎十分清晰严密，但辨析之，却发现法院的判决颇有商榷之余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二审法院的“金钱一经交付即转移所有权”是整个逻辑分析的起点，但“金钱交付”在本案中究竟是指什么，是指支票的交付?现金交付?还是指通过转帐支票获得票据款项?让我们逐一地进行分析。
货币为一般等价物，辗转流通为其重要机能，在法律上属于动产的一种特殊形态。我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12条明示“货币，为特别动产”。(1)因为货币具有高度的代替性并为典型的消费物，同种同量的货币可以互相代替，而且同一人就同一货币不能再以同一目的反复使用，因此货币的所有权和占有具有不可分离之特点。由此决定了货币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与占有保护在法律上与其他物明显不同：一、占有货币的人被推定为货币的所有权人;二、货币丧失占有后，不存在作为物上请求权的返还请求权，仅存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三、货币所有权的让与是事实行为，以移转占有为已足。(2)从这种意义上考虑，如果将判决中的“金钱”理解为货币，则“货币一经交付即转移所有权”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这一论点在本案中却无适用之余地，因为本案中从未出现过任何货币交付行为，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转帐支票来完成的，如果理解为现金交付并以此作为所有权转移的依据，在本案中则无事实依据。
那么可否将法院判决中的“金钱交付”理解为支票的交付呢?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但在本案中将“金钱交付”理解为支票的交付显然也是不妥的，因为支票的持票人所享有的是票据权利，而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3)由此可见，票据的交付产生的是典型的债权而不是所有权，无论如何不可能得出判决书中的“转移所有权”的结论。<…
如果把“金钱交付”理解为判决中通过支票转帐获得票据款项，似乎更加符合法院的真意，但问题接踵而至，通过支票转帐果真发生所有权转移吗?所有权为物权之一种，物权为支配权，其标的必须为呈现固体、液体、气体的有体物或者为电、热、光等自然力。如果将“金钱交付”理解为根据转帐支票所获得的票据款项，那么票据款项既非有体物，也非自然力，根本不能成为所有权之标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判决中“金钱一经交付即转移所有权”的观点仅仅适用于货币交付，而本案中并无货币的交付行为，而对于票据交付和支票转帐而言，因与票据的权利属性和物权的标的物不合，无法转移所有权。二审法院以“金钱一经交付即转移所有权”作为判决之理由似乎颇有商榷之余地。
二、货币占有、票据交付、支票转帐中的权利状态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现在我们将沿着货币占有、票据交付以及支票转帐的流转程序一步步地探讨当事人之间的权利状态。
如果甲占有1万元的货币现金，那么甲就象占有其他动产一样应当推定其拥有货币的合法所有权。如果甲将1万元货币现金在乙银行办理存款，则这些货币的所有权自交付(移转占有)时起发生转移，即：自交付时起货币的所有权归属于乙，甲在丧失所有权的同时，取得了依据存款合同向乙请求付款的债权请求权，简言之，甲丧失的是所有权，取得的是债权。甲拥有的是所有权还是债权，这种区别在银行破产时表现的最为明显，在甲交付货币办理存款以后，如果乙银行发生破产，甲只能和其他债权人一样享有按比例受偿的权利，而不能主张自己是1万货币的所有权人而要求原物取回，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甲享有的只是普通债权，而不是具有优先性的物权。
支票的出票是出票人制作票据并将票据交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是创设支票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票据行为。支票的交付是出票行为的完成，没有交付，支票上记载的收款人就无法占有支票，也就无法以持票人的身份主张票据权利。支票的出票行为在民法上应当如何定性呢?例如，甲在乙处存有一定数量的资金开立了支票存款帐户，甲在交付货币以后，以丧失所有权为代价而取得了对乙的债权，已如前述，如甲向丙签发以乙为付款人的支票，丙作为持票人即有权向乙主张付款请求权。不难看出，甲制作支票并将其交付给丙占有的行为，实际上就是民法上的债权让与行为，即甲将其向乙享有的付款请求权转让给丙享有。简言之，支票的交付，在票据法上为票据权利的产生，在民法上其本质为债权之让与。
支票的交付意味着债权的让与，固属无疑。但支票有现金支票与转帐支票之别，当事人的权利状态会因支票的种类不同而有差异。由于现金支票可以提取现金，因此持票人可以因付款行为而取得了货币的所有权。转帐支票则大相径庭，转帐支票根本不能引起货币所有权的转移。如果甲开出以乙为付款人的转帐支票给持票人丙，虽然甲的出票行为同样属于债权之让与，但转帐支票与现金支票的重大区别就在于转帐支票只能转帐而不能提现，由于转帐支票没有提现功能，其付款请求权的实现根本无法借助货币的交付来完成，也就根本不能象现金支票那样引起货币所有权的转移。
事实上，支票的转帐引起的是债权的变动，而不是所有权的转移，持票人丙只是因为转帐行为的完成而成为乙的新债权人。具体而言，如果甲在乙处开立支票存款帐户并存有1万元，甲向丙开出一张金额为1万元的转帐支票，那么随着支票转帐的完成，甲对乙的付款请求权消灭，而丙则因为1万元转入自己的存款帐户而成为乙的新债权人。由此可见，转帐支票不能引起货币所有权的转移，只是引起债权的变动。
分析表明，二审法院在判决中把“金钱一经交付即转移所有权”作为判决之依据，把支票转帐等同于货币交付，并以所有权转移作为否认存在侵权行为之理由是欠妥的。因为其间只发生了债权的变动，根本不存在货币所有权转移之情形。
三、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之竞合
被告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的情况下，没有支付任何对价却取得了票据利益，依照《民法通则》第92条之规定应当负有返还不当利益之义务，对此当事人双方以及法院均无异议。问题的真正焦点在于本案中是否确实存在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之竞合，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被告的行为如果构成侵权行为的话，那么被告究竟侵害了原告的什么权利。
侵权行为之债与不当得利之债的立法目的存在重大差别，侵权行为的立法目的在于对行为人的行为给予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使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损害得到补偿，并对不法行为人予以制裁;不当得利之债的立法目的在于恢复当事人之间因不当变动而受到破坏的利益平衡，并非对受益人非难。另外，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上也存在重大区别，不当得利之债的成立应以受益人的客观受益为前提，至于受益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对不当得利之…
原告是否同时享有不当得利之债和侵权行为之债的双重请求权，这直接涉及到本案中是否存在请求权的竞合问题以及诉讼时效的起算。不当得利之债在什么情形下可以与侵权行为之债发生竞合，应作具体分析。一般而言，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并不必然使自己获益。如果行为人的侵权行为的结果是“损人而不利己”，此时只能构成侵权行为。相反，如果受益人本人毫无过错，仅是因为受害人的过错而获得利益，则受益人只构成不当得利。问题是，如果行为人因侵权行为受有利益时，侵权行为之债就可能与不当得利之债产生竞合。因受益人实施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在德国学说中被称为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eingrifskondition)。(4)本案中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的竞合就属于这种情形。被告实施的侵权行为是经过了四个阶段完成的。第一阶段：被告接受第三人的非法要求，与第三人达成损害原告利益的恶意通谋;第二阶段：被告明知自己不享有票据权利而恶意取得票据利益(不当得利);第三阶段：被告根据预先通谋将票据利益转让给第三人;第四阶段：第三人将获得的票据利益用于偿还被告的贷款。如果纯粹从第二阶段观察，被告确实获得了不当得利，但从四个阶段总体观察，则获得不当得利只是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一个环节，正是在第二阶段，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发生了竞合。被告在1995年5月30日获得160万元的票据利益后，于1995年5月31日向第三人签发的金额为160万元的支票的原因关系是什么?这只有认清侵权行为的各个阶段及其联系以后才能正确地予以认定。如果象二审法院那样否定有侵权行为之存在，认为被告已经取得了货币的所有权，且其后的处分完全是处分自己的财产，那岂不是将1995年5月31日被告向第三人签发160万元支票的原因关系认定为赠与行为?显然这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它是侵权行为的继续，它是被告根据事先的通谋将票据利益转归第三人享有，换言之，它是在履行其与第三人之间事先通谋的“合同”。
四、结论
如果原告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显然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然而原告如提起侵权行为之诉，由于被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将票据利益非法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而事先原告对此侵权行为一无所知，事后被告也没有向原告发出任何形式的通知，且鉴于金融业务的保密性质，原告也无任何有效的途径知道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恶意通谋行为。直到2000年8月17日，经原告申请，被告才第一次向原告出示了第三人出具的书面函件。在本案中，票据的交付只能作为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却不能作为被告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构成侵权行为的时效起算点。本案自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算(1995年5月30日)，没有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从原告知道被告的侵权行为之日起算(2000年8月17日)，没有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因此原告提起侵权行为之诉并未超过时效。在不当得利之诉和侵权行为之诉发生竞合之际，法院审理案件，应当着眼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请求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不同的诉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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