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区法院近期调研显示：医疗纠纷案件攀升，新问题不断出现，争议点愈加复杂，审理期限普遍较长。法官选取三则正在审理中的案件，讲解相关法规以及新的案件难点。
案件：2004年，海淀法院受理了徐先生起诉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原告称由于骨盆骨折，去医院做了两次手术，均未达到效果，且造成脑血栓，要求医院赔偿20余万元。徐先生对医院提交的病历材料提出了多达600处的病历异议，认为这些地方均存在不规范的涂改、伪造等问题，不能作为鉴定依据。由于双方反复举证，法官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来判断双方关于病历真实性的争议，为了证明签字真实性又启动笔迹鉴定，案件审理期限一延再延，目前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评说：针对2008年审结的经过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鉴定的65件医疗纠纷案件，海淀法院调研发现：这65件案件中，提出病历异议的案件占到了鉴定案件总数的72.3%，没有任何病历异议的仅有18件。
医疗行为的专业性，使法官在判断医疗行为是否违法、是否存在过错时，不得不依赖具有专业知识的医疗鉴定专家；而专家判断一个既往医疗行为，又只能依靠病历记载。住院病历是由医方制作并保管的，一旦发生纠纷，患者最直接的怀疑就是病历是否被篡改，且容易执着于一些笔误上的错误，从而拒绝承认整个病历的真实性；如果病历笔误数量较大，患方对医方责任心的怀疑感，也加剧了双方不信任和抵触情绪。
医疗纠纷中，病历真实性认定面临的另一问题是，随着科技的推广，京城一些大医院已普遍采用电子病历，而现行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没有赋予电子病历相应的法律地位，更没有对其书写、修改、保存、复制等做出规定，因此，医患双方对电子病历真实性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案件：霍女士怀孕期间在某妇幼保健院进行孕期检查，孩子出生后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霍女士认为，妇幼保健院没有尽到产前检查的注意和告知义务，造成自己生出患有严重先天疾病的孩子，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因此，她起诉到法院，要求该医院赔偿损失，并要求进行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妇幼保健院则向法院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院根据相关规定，先启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得到医疗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后，霍女士再次申请法院进行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评说：在医疗纠纷案件上，我国法律目前采取的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民法通则》并行的“二元制”结构，即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侵权案件时，参照《条例》，而审理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则按《民法通则》的规定。
与《民法通则》相比，《条例》无论在认定是否赔偿、还是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上，都对医方比较有利，因此发生医疗纠纷，往往医方要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患方坚持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医疗事故鉴定技术委员会中立性的信任危机，也使患方不愿选择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对此，北京市高级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在双方当事人坚持不同鉴定主张时，法院首先启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再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果和当事人申请，确定是否需要再次启动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在审判中，双方当事人在进行哪种鉴定上发生争执、一方对另一方申请启动的鉴定程序不予配合等，造成审期延误并不鲜见。反复启动鉴定程序，也造成审判资源和鉴定资源浪费。
案件：谢先生哮喘发作，到某医院就诊，用药后却很快不治身亡。家属和医院协商后，共同委托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结论认为本例不构成医疗事故。患者家属对鉴定不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40余万元。审理过程中，患方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出庭接受质询。目前此案在审理中。
评说：《民事诉讼法》第6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9条、第47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但《条例》、《医疗事故鉴定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均没有确立这项制度，一直以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组专家不出庭接受质询带有普遍性。经过努力，目前对申请鉴定专家出庭接受质询的案件，海淀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已做到均派专家出庭，收到了良好社会效果。2008年7月1日起，北京市高级法院、北京市司法局联合下发《关于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使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鉴定人出庭有了具体的操作规范。
引用法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十九条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四十七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