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约对要约人约束力的强弱问题上，要约人在德国法系中受约束最多，在罗马法系中受约束次之，而在英美法系中受约束最少。在英美法中，要约原则上对要约人无约束力，虽然要约一旦为相对人接受即构成合同，而且，从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时起，直到因要约人确定的或根据环境决定的一段时间逾期时止，要约都处于能被承诺的状态，但直到要约被接受，要约人保留在任何时候予以撤销的自由，甚至在他已宣布在某一确定的期间准备受其要约的约束的情况下，在那一段确定的期间内，他在法律上仍有撤销要约的自由。
这种不对要约人强加义务的状况，及这种宽松的制度仍能适应交易安全的需要，大体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英美法的基本原则对价理论：即除了包含在“签封”文件中的允诺外，允诺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它只有在受要约人已经作出回应或承诺一个对应的履行的情况下，才产生一个有约束力的义务。要约在被接受以前，通常没有相对人的任何对应履行，也未采用庄重的形式，因此要约人有撤销要约的自由。
二是英美法承诺生效的时间采用“发信主义”，减少了受要约人承受要约人撤销要约所产生的风险。
三是英美法属判例法制度，法官手中有相当大的衡平权，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及公平正义的观念对有关制度进行矫正，使制度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在英美法系，司法实践中有加强要约约束力的倾向，因为法官会认为撤销要约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从而在某些情形下，法院会不顾对价理论而坚持要约不能撤销。比如，美国在立法与司法上基本形成了要约不可撤销的四种情形：(1)由对价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该对价可以是一个很小的数目);(2)由对价中约定的禁止翻供所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3)由法律(主要是州立法)规定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4)单边合同中要约的不可撤销性。
罗马法系中要约有较强的约束力，当然这一约束力的加强也有一个过程。如法国，早期合同法的传统理论认为：不存在意思表示一致即不存在义务，这是其要约可自由撤销的理论基础，鉴于它在实践中所导致的对受要约人的不公平，法院对此进行了修正，使得在要约有确定期限或者根据个案确定有期限，而要约人提前撤销要约时，由要约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德国法系中，要约对要约人的约束力最强。每个要约都是不可撤销的，撤销要约的声明不是引起损害赔偿的法律义务，而是没有任何法律效果，在承诺人承诺后，合同强制成立，除非要约人已排除了他的建议的法律效力。
1.理论逻辑性强。
德国人一向以其逻辑思维的缜密性而著称，这点也充分体现于其法律中。相较于英美法承诺生效的“发信主义”，德国的承诺生效“到达主义”显然更符合合同作为协议一致的产物这一本质。因为依“发信主义”，当一个合同已经成立时，要约人尚不知道，即使承诺的意思表示在邮局中丢失了，合同也可成立生效，这不符合逻辑，而“到达主义”就避免了这一缺陷。
2.理论更加清晰统一。
罗马法系要约的约束力是通过令要约人承担提前撤销要约所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来实现的，而要约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基础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此的解释有侵权论和前合同说，但前合同说纯粹构建在想象的基础上，侵权论又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持，这种不确定的理论带来了司法实践中法官权力的扩大及判决结果的不统一。而德国法系则没有这一问题。
3.公平正义性。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做到所谓的利益均衡，否则就显失公平，导致不正义。在要约约束力的问题上也要兼顾要约方、承诺方二者的利益，关键就是要把风险在双方之间公平分担。由于要约人在合同成立中处于主动地位，同时他可以通过排除其要约约束力的方式来规避风险，所以在其未对要约的约束力进行限制的情形下，应承担因供应和价格方面变动而引起的风险，而受要约人的行为则因其知道承诺将成立一个合同而得到保证。
4.有助于迅速安全地促进民商事交往。
通过维护要约的约束力，有利于防止要约人随意撤销要约给受要约人造成的损害，让作为主动方的要约人在发出要约时能三思而行，使处于被动地位的受要约人对自己的行为能有确定的预期，产生更大的安全感，从而提高合同订立的效率和质量，达到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统一。
合同是双方或多方的民事行为，以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为成立要件，订立合同的过程即是当事人双方使其意思表示趋于一致的过程。当事人双方的协商过程，在法律上一般分为要约和承诺。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化，合同订立的时空都在扩大，以要约承诺制度的有关规定为基础判断合同成立与否、进而分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就愈显必要。可以说，现代要约承诺制度存在的价值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