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不久，林某即发现曾某曾在2000年结婚并育有一子的事实，而且在离婚后他还与前妻保持着暧昧关系。另外，曾某还时常殴打她。林某认为，曾某存在多处违背互相忠诚的事实。于是，林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房产归她所有，曾某赔偿5万元。
漳州市芗城区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准予双方离婚，曾某房产归林某所有，并赔偿林某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元。
有关专家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所订立的忠诚协议，实质上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诚责任的具体化，既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又具备了合同的全部生效要件，法院判决合理合法。但是，此种契约关系与民商事契约有巨大差异。夫妻“忠诚承诺书”，依托于婚姻关系，其内容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及公序良俗。并非所有的承诺书都会得到法院的认可，其有效性与否需要法院根据约定内容作出具体判断。通过本案，可以看出，法院对于5万元的赔偿金并未认可。
卢国伟(郑州大学法律硕士)：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所谓的“忠诚承诺书”是否合法有效。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对夫妻忠诚承诺书、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实践中对此争议很大，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判决结果也不一样。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夫妻双方所订立的忠诚协议，实质上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诚责任的具体化，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同时，《婚姻法》允许夫妻双方可以自己约定财产的处理方式，拥有对财产的处理权。“忠诚承诺书”也可以看成是对财产的一种处置，只要双方是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约，承诺的内容和方式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可行性，就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忠诚协议”不应受法律保护。其理由在于：第一，根据《宪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可见，人身自由是法定权利而不是约定权利。因此，通过人为约定的方式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是不合法的。不能因为要保护其他权利而限制这一基本权利。任何强行限制这些基本权利的行为，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均是违背宪法的。夫妻忠诚协议，将夫妻双方一些基本人身权利特别是人身自由给予限制甚至是剥夺，就其本质而言，是违背宪法的。所以人身权既然是法定权利，就只能依从法定，而不能由当事人任意约定，也不能通过协议来调整。第二，《婚姻法》第4条所规定的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而非“必须忠实”。“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婚姻法》第4条所规定的忠实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协议，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第三，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婚姻双方可以对婚前婚后财产归属进行约定，这种约定所指的财产，应是具体的，并已归属到具体的某个人。夫妻忠诚协议中所议定的补偿，则是将违约者所有权的财产补偿给对方，与夫妻约定财产归属是有区别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夫妻忠诚协议中所议定的补偿，其本质是损害赔偿，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赔偿。通过协议预先确定今后可能发生的违背协议后的损害赔偿额，也是与基本法理相违背的。这是因为，损害赔偿是以损害事实为基础，其数额不能由双方当事人预先约定。损害赔偿适用填补原则，数额上应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计算，而不是凭空想象。第四，如果赋予“忠诚承诺书”以法律效力，就是鼓励婚姻当事人在结婚前缔结这样一个协议，以“拴住”对方，这样势必增加婚姻的成本，也会使建立在纯洁的爱情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变质，婚姻不免变成类似商人买卖的讨价还价。因此，不宜认定“忠诚承诺书”具有法律效力。
由于存在上述争议，目前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的过程中，有依据夫妻双方签订的忠诚协议的约定，判令不忠一方向另一方赔偿的，也有以夫妻间的忠实义务只是道德原则，而不是强制义务，判决不予支持忠诚协议的。
就拿本案来说，漳州市芗城区法院在认定“忠诚承诺书”的效力时也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依据“忠诚承诺书”判决曾某的房产归林某所有，另一方面并没有按照“忠诚承诺书”的约定让曾某赔偿林某5万元，而是酌情判令曾某赔偿林某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元，并没有认定“忠诚承诺书”全部有效。
因此，针对司法实践中对“忠诚协议”案件处理不一的情况，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婚姻法》新的司法解释时，应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以统一司法尺度。
U142799055
U7670454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