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农村经济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农村深化改革绕不过的敏感问题。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土地的治理始终是一个事关国家命运的命题。面对这一切，陈锡文深深感到，这项改革成败与否，真正的因素在于农民利益的保障措施，而非这项改革本身。
记者：我们目前的农村土地，名义上是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却不能变现，很多学者呼吁，应将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锡文：全世界的土地管理都是用途管制原则。基本含义有两条：农地农用、农地农民用。每个国家都要保护它的耕地。就我们国家来说，除了规定农地农用外，法律还规定耕地上不许栽果树挖鱼塘，但我们很多地方实际上违反了这个规定。农地农民用，全世界的趋势都是城镇化、工业化、农民向城镇转移，但转移的规模和速度，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逐步转，有条件转走了，留在农村的土地逐步扩大经营规模，这不会出问题;但有外力强制打入，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这叫土地兼并，不是土地规模经营。
记者：可是从财产的角度来说，农村土地现阶段来看，是农民唯一的财产，赋予它们财产应有的权利，难道不是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吗?
陈锡文：解决土地的问题先要解决人的问题。人要进城，你要解决他三个问题：相对稳定的就业、住房，还要纳入当地社会保障。如果能做到，我当然认为是好事，应该让他走。但有一点，不能简单地把农民纳入低保就行了。那么多人拿着低保晒太阳，这个社会是要出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流转方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制定出这样的法律，鼓励大资本到农村去兼并小农户，没有这样的事。
记者：可是农民无法从他们经营的土地上获得很高的收益，所以才有了小产权房的问题，农民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把潜在的收益现实化，至少比被征地要获得更高的收益，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陈锡文：目前的土地管理确实有问题，要改，要改革征地制度，现行的征地制度确实很伤害农民，所以有些人转过来支持小产权房，但你不能因为天下有强盗，就让大家都去当小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出现这种情况，表明法律是有问题的。商品房是有收益的，农民说，我向你申请用地指标行不行，我就不给政府征收，自己盖行不行?我想是可以的，但要真正做到用途管制，真正做到符合规划，违反用途管制的，违反规划的，一定要受到严厉制裁。
记者：您说征地制度本身有问题，那么在您看，征地制度应该怎么改革，向哪个方向改革?
陈锡文：我的看法是，在土地管理上应淡化所有权问题，不管是谁的地，必须服从国家的土地用途管制。我们的误区在于，非农建设用地，只能变成国家的，农民的地不能变成建设用地，只要是非农建设，都是公共利益，这个解释不符合宪法规定。我们强调所有权管理，征地权是政府权力，实际上加大了政府的冲动，把农地转为非农地，来增加他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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