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讲，任何一个国企都可以发展成为海尔与长虹，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企业没有发展成为这样的企业呢?其中有一个管理体制的问题。对于国企而言，内部管理体制的问题是官僚化，外部体制的问题是政企不分。
所谓官僚化就是这样一种现实行为——一个只有30-50个职工的小厂，就会设立一堆机构。这些机构包括——党政工团的专职干部，有工艺、调度、检验、统计、这样的专职管理人员，还有下属的主任、副主任、办公室、各类班组长等一批官员，真正干活的人没有几个。如果是一个一两千人的厂子，那就更了不得，就会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样的官僚机构，工作人员大约会有二三百人。从行为上说，大概车间一类的基层的官员们就不干活了，日常主要的工作就是开开上级的会，而厂长们大约也是这个日常工作模式。
所谓政企不分指企业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商品生产者，因为企业的官员是上级任命的，所以这是一个对上级负责的管理者，而不是对企业效益负责的管理者。政府对企业的不断放权大概的结果是——前门政府放权，后门政府官员个人将这种权利握在了手里。这就更加重了不关心效益的腐败。
上面所述九个原因当然不是国企衰败的全部原因，但以我20余年国企生活的经历可以断定，这些原因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对于国企而言，只要能够现实地理解并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走出目前的颓势。我们之所以有信心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九个原因中，除了技术性和文化性的两个原因之外(第一、第五)，其它七个原因都是由于制度缺乏所致，这就是说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实际上可以用健全制度的方法获得彻底解决。而第一和第五两个问题，是同时存在于国企与民企中的，民企能够生存，国企何尝不能?
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经历了一个勃兴的阶段后，会陷入一段时间的落潮期。公有制的实践目前就陷入了这样的落潮期。能不能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着一个技术性的关口。只要能够突破，就会有一段辉煌的发展期。这就像凯恩斯理论之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瓶颈阶段一样——资本主义由于较好地解决了生产的组织问题，在生产力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以后，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整体性经济运作”的问题，也就是生产价值实现的问题。而今天的公有制实践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有效的社会组织下生产效率实现的问题。突破了之后，公有制必将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利因素，成为社会主义旗帜不倒的坚强支持，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稳固基石。
国企的制度建设是一个进入到企业管理技术层次问题。在这样的层次上，已经是一种需要与个人能力相配套的技术——类似学问一类的东西，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掌握。公有制要发展就需要有一批人建立和发展这些事关公有制实践能否进行下去的具体技术，同时需要更多的人在实践中掌握和用运这些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