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高级企业重组专家张春霖先生，不仅是中国国企改革领域的资深专家，也是此次问卷调查的最初动议者之一，对调查报告的进展一直非常关注。在报告的最终版本确定后，张春霖先生就报告的意义、内容、结论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这份报告最大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张春霖：中国的国有企业从1994年以来进行了大量的改制，从总数来看，国有企业的数量已经从30万家减少到了15万家，减少了一半多，而减少的这15万家企业是关闭破产了，还是民营化了，一直都没有整体的数据。我们不清楚这么多年的国企改革，究竟有多少国有企业被卖掉了、用什么方式卖掉了、卖给谁了、卖了多少钱、钱到哪儿去了、卖完之后企业的效益怎么样……对于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一场改革而言，这些基本数据的缺失和信息空白，可以说是个很大的缺憾。
所以我感觉这份报告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利于弥补这样一个缺憾，而且这个报告就我所知也是目前为止覆盖面最大、样本数量最多、问卷设计最细的一份，所以这份报告是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状况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算是迈出了用数据定量分析我们的国企改制状况的很大一步。
《经济观察报》：报告的结论是得自抽样样本的统计和分析结果，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我国国企改革的整体状况?
张春霖：当然，因为这个报告样本选取方式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的调查，所以我想它的结论并不具有对整体状况的代表性。因为它的覆盖面仍然有限，不可能把整体的情况都说清楚。报告自己也说明了这一点，“所得到的数据不可能准确地反映全部企业的真实改制状况，特别是民营化程度较高的改制企业的状况。”所以这份报告只是在一大片的黑暗地带抛洒了一些亮光，它的部分结论是有参考价值的，但在推断中国国企改制整体状况的时候需要注意它的局限性。
真正要把整体情况都说清楚，可能需要政府机构去做常规、长期的数据统计，比如说要求所有的改制企业都要上报相关的数字，这样才能让全国人民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的国企改革究竟卖掉了多少企业、卖的情况怎么样等等。
《经济观察报》：您个人觉得报告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结论有哪些?
张春霖：我想可以比较放心地从这份报告中得到这样几个概念：
第一，就是从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国企改革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实行股权多元化的方针之后，国企改制的步子确实是加快了。因为报告的数据显示，最大量和最集中的改制都是在2000年-2003年完成的，也就是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之后几年内。
第二，就是我们国企股权多元化的成果是比较大的。因为数据显示，改制后国企变为混合性股权结构的状况非常普遍，即便仍然是政府做第一大股东的企业，也都吸收了其他很多非国有的成分。
第三，就是国企改制后整体的效果是积极的。首先，至少没有数据显示改制反而导致了企业效益的下降;其次，从改制前后的销售利润率来看，改制效果总体上是比较积极的。
至于不同改制模式效果的比较，报告中得出民营企业接管国有企业这种改制的效果最好，这个结论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也符合实践中大家的感觉。但报告得出，管理层控股的企业改制效果仅次于民营企业，我认为这个结论的可靠性比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