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景发生在12月9日为AMD(中国)有限公司成立所准备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为美国AMD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鲁尔兹此次来北京原本是希望见证AMD在中国十年发展的新历程，但现场的混乱局面却多少让他有些尴尬。
引发混乱的原因在于，尽管这场发布会是为了向外界宣布AMD(中国)有限公司在当天正式成立，但得到的消息却是AMD中国公司“将”成立。对这一看上去似乎矛盾而又关键的问题，AMD方面闭口不谈，发到记者手中的新闻稿显然是被临时加上了“将成立”的字样。而海尔特.鲁尔兹的匆匆离场更加重了外界的猜疑。
很快，从发布会现场传出消息，AMD(中国)有限公司由于“技术”原因将推迟成立，具体时间不详。AMD中国区公共关系部总监陈劲松对此不愿正面回答，只是一再强调，“我们将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对外宣布”。
由于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外界此后开始对AMD的这一反常举动大加猜测。海尔特·鲁尔兹当天离开会场后与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的会面，也被一些媒体认为是AMD在政府公关失败后所做出的补救措施。一些AMD公司内部员工则将中国公司成立推迟的原因归结于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低下所至。
不过，据了解事件内情的一位中国政府官员12月10日表示，AMD(中国)有限公司暂时未获批准的主要原因是，主管部门对AMD申请成立中国公司的资格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
这位拒绝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AMD此次准备在中国成立的新公司属于投资性公司，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投资性公司，应符合“已在中国境内设立了10个以上从事生产或基础设施建设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超过3000万美元”的条件。“在AMD提交给审批部门的资料中，虽然已包括10个投资企业，但其中有一家企业属于间接投资而非AMD直接投资，因此引发了一些争议。”他说。
知情人士称，困扰主管部门的难点在于，一旦AMD提出的申请获得批准，其它类似提出成立投资性公司申请的国外公司，也可以将其间接投资的企业包含在10个投资企业中，这无疑降低了外商设立投资性公司的门槛。
外经贸大学WTO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张军生说，AMD中国公司出现“卡壳”的原因在于《规定》本身缺乏可实施的细则。他个人估计，AMD的申请最终会获得政府的批准，但可能需要重新出台司法解释来对《规定》进行补充。“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中国政府会把AMD的申请作为个案来处理。”
这一事件同时也在法律界引发了一些争论。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的王道富律师认为，从法律上讲，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才属于《规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范畴。“通常情况下，间接投资企业即外商投资的企业再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并不享受外资待遇，除了在部分中西部省份，因而不能视为‘外商投资企业 ’。”王一直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其关于外商投资性公司的研究文章日前仍被商务部的官方网站所采用。
总部位于美国的律师事务所——霍金·豪森在北京的首席代表魏军女士则认为，中国政府已放宽了对外商投资性公司设立的要求，并在一项法规中将外商间接投资的企业也视作外资企业。
AMD(中国)有限公司何时才能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目前尚不清楚。商务部外资司科技处的一位官员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承认，主管部门仍在对AMD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但她拒绝透露更详尽的细节。AMD中国区发言人也拒绝就新公司成立的时间做出任何预测。
北京市场的业内人士认为，AMD在中国设立投资性公司的遭遇，凸现了国外投资者期望进入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的迫切愿望同中国政府为保持市场稳定而采取的保护措施之间的矛盾。
所谓外商投资性公司，是指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以独资或与中国投资者合资的形式设立的从事直接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控股公司”。
投资性公司作为跨国公司在当地的法人，代表总部直接参股或控股当地企业，由面对面管理代替总部遥控指挥，充分体现了高效原则。由于这类公司能充分整合各成员企业的资源优势，同时在借贷、担保和税收方面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希望在中国市场设立自己的投资性公司。
但批评者指出，《规定》中的一些条款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其中，《规定》中申请设立投资性公司的一个条件备受争议：外国投资者申请前一年该投资者的资产总额不低于四亿美元，且该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的出资额超过一千万美元，并有三个以上拟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已获得批准；或者，外国投资者资信良好，拥有举办投资性公司所必需的经济实力，该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了十个以上从事生产或基础设施建设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的出资额超过三千万美元。
王道富律说，这显然不太符合实际的情况。他认为出于风险的考虑，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希望用设立一家壳公司的方式来控股境外的投资性公司。由于这些壳公司的资产总额达不到4亿美元，就只能按规定在国内设立十个以上投资企业的方式来申请组建投资性公司。外界猜测，AMD很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并且，王道富说，由于投资准入门槛过高，在中国设立投资性公司大多仅限于世界500强企业，他每年都有一批客户因无法满足条件而放弃在国内的投资机会。他认为，《规定》设置严格的准入标准，表明政府主管部门还习惯于“事前监管”，而不是“事后监管”。
另外，一些业内高级管理人士对《规定》中缺乏可实施的细则深感忧虑。尽管《规定》对申请设立投资性公司的外资公司资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魏军认为，“这只是一个大体性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标准”。她说，如果投资额较大，即使达不到十个以上投资企业的规定，中国政府也可能放行。“没有通过资格审查的原因，通常是总体投资较小，或者与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不够清楚。”
鉴于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魏军很谨慎地指出，AMD中国公司暂时未获批准，很可能只是技术上和沟通上原因。
多数业内人士仍对AMD成立投资性公司的申请最终获批抱有乐观态度，只是这需要时间。
张军生指出，AMD近年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在不断加大，同时也和国内的一些科研院所展开了合作，比如，与教育部下属的中国基础教育软件公司 (CBE)组建了中基超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同方正建立产品开发实验室。“引入AMD将对中国的信息技术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他说。
即便是这样，AMD也急需解决其在中国市场上面临的诸多问题。
长期以来，对中国市场的漠视，使得AMD在这个全球增长最为迅速的市场上大大落后于竞争对手英特尔公司。至1993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AMD只是在国内设立了办事处，市场活动还要依靠香港的分公司来调配。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加上英特尔的围追堵截，到2002年4月鲁尔兹出任首席执行官前，国内著名的PC厂商中还没有一家敢于公开宣称使用了AMD的CPU。
AMD在中国市场的惨败在郭可尊出任中国区总裁后有所改观，惠普、夏新、曙光、Sun等在AMD阵营的出现，是对郭可尊以及AMD中国的最好肯定。但AMD方面也承认，目前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仍低于AMD在全球的平均水平。
一旦AMD(中国)公司获得政府的批准，新公司将直接向AMD总部汇报，这也表明了AMD方面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而郭可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更多的中国客户接受AMD下一代的64位处理器。这将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场豪赌，一旦成功AMD无疑会走出英特尔多年的阴影；而只要一招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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