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性理论的创新带来了争点问题。新公司法引进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删除了旧公司法中“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规定。那么，揭开公司面纱里面所讲的“股东”，仅仅是指名义股东还是包括实际控制人在内？仅仅是指显名股东还是包括隐名股东在内？这都值得讨论。姊妹公司相互间滥用人格是不是构成揭开面纱的情况？有没有母子公司人格高度混同的时候，让子公司为母公司买单的逆向揭开公司面纱问题？新公司法删除“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规定，进而明确了国家对其投资的公司享有股东权，而非物权（财产所有权），最终圆满完成了公司对全体股东（包括国家股东）出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设计。既然国家所有权变成股权了，以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就变成了保护国家股东的权利。国有资产是不是受到应有的保护，关键是股权是不是受到了充分保护。大股东有时候也是弱势群体。大股东如何既积极行使权利，又不滥用权力损害公司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其次，新公司法对公司营利性理论的创新带来了争点。新公司法的重大进展就是不仅仅承认公司具有营利性，不仅仅继续坚持公司的商事主体地位，而且还发现公司背后还隐藏着两个商事主体。公司的营利性掩盖了高管和股东的营利性。高管和股东都是商人，但是很多教科书对此语焉不详，导致了在公司法和证券法实践中长期忽视了股东的商人地位。但股东营利性后面又隐藏了一个不确定因素，即在中国公司法里面，分红政策的最终抉择是股东会而不是董事会，股东能不能分到红利，既要取决于公司盈利的多寡，又要取决于公司的分红政策。但想一想，你说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是正确的，还是公司利益最大化理论是正确的，是近期利益最大化理论正确，还是长远利益最大化理论正确？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确切而言这涉及到商业判断。股东分红的水准只能取决于股东会的决策。但问题是，股东会上的控制股东就会滥用决策权，利用不分红和少分红的手段达到排挤压抑小股东的手段。这个时候法院要不要强行介入分红呢？在什么时候介入？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其三，新公司法对公司的社团性理论的突破带来了争点。立法者引进了一人公司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公司的社团性理论，值得肯定。但是依然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问题之一是，一人公司制度还没有推广到股份公司领域中来，新公司法还不允许一人股份公司的设立。我一直认为，一人公司制度应该写在公司法总则中，既可以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又可以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问题之二：有限责任公司50人的股东上限没有突破。假定50个股东组成了公司，其中一个股东想转让价值1亿元人民币的股权，但找不到具有相当财力的适格受让主体。于是，转让人把它切割成100份，分别转让给100个受让人。于是，公司股东由50人变成了149人。此时，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如何？有限责任公司的地位还能不能维持？我个人认为，答案都是肯定的。还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在公司制改革时要推行职工持股计划，又要满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50人的要求，3000名劳动者都想当股东，法律上怎么解决？我看只能借助股权信托计划予以解决。
其四，新公司法对公司自治性理论的突破带来了争点。新公司法是一部鼓励公司自治的创新型公司法。这是基于“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朴素道理而作出的必然选择。值得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又允许政府的适当干预。那么，市场自治与政府干预的度如何去把握，又有困惑了。究竟是应当更多地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还是更多地强调市场自治、市场自律、公司自治的功能。
其五，新公司法对资合性理论的创新会引发争点问题。新《公司法》创新了公司的资合性理论。新《公司法》在坚守鼓励投资兴业与维护交易安全的双重底线的基础上，披荆斩棘地改革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资本制度，大幅降低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慷慨允许股东分期缴纳出资，空前扩大股东出资方式的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认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与资合性之间的关系，曾是一个长期困扰立法者与法官的老大难问题。实践中有法院认为，在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倘若公司章程未作规定，继承人不能自动继承股东资格。继承人要继承股东资格必须参酌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之规定，获得其他股东过半数之同意。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坚守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殊不知，有限责任公司既具有人合性，也具有资合性。而且，公司人合性之有无、之浓淡更要取决于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的自治条款。
其六，对公司社会性理论的创新会引发争点。传统的公司被认为有营利性，这和经济学家传统的判断一脉相承。传统的经济学家在谈及人、法人、企业的时候往往推定其为“经济人”。大家对这个概念应该都很熟悉了。经济学家往往根据经济人的理论假定再推导出一些改革方案出来。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方案及其背后的理论思路有缺陷。个人既有自然性一面，也有社会性一面。人从一生下来开始，就投入到社会化过程了。所以我说，公司是人（法人），有营利性，有点类似于人的自然性。但是，别忘了，公司更有社会性。新《公司法》确认社会责任理论不仅是中国公司法改革的进步，在国际公司法上也是一项先进立法举措。
当然，这次公司法承认公司的社会性在理论界不是没有争论。有人认为这条规定写错了，有人认为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都值得研究。当然，公司如何运用好社会责任战略，律师界如何把它转为律师业务，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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