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各地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迅猛，导致城市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问题日趋严峻，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质量。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先后出台了汽车限购措施，遏制车辆过快增长。限购政策下，由于购车指标有限，出现了大量“借名登记”、“车户分离”等车辆的形式物权和实质物权相分离现象，引发诸多有关车辆所有权的纠纷。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在限购政策下，车辆实际出资人和登记所有权人不一致时车辆归谁所有，实际出资人能否取得车辆所有权。
机动车所有权的取得可以通过买卖合同的方式继受取得，所有权的转移一般以实际交付为要件。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分为登记生效原则和登记对抗原则，机动车物权的设立采登记对抗原则，即登记不是取得机动车物权的必要条件，但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因此，机动车的实际出资人在一般情况下对车辆具有实质所有权。但在限购政策下，对于车辆实际出资人能否取得所有权就会出现分歧。
从行政法角度看，购车指标是一种行政许可，是行政相对人购买车辆的必备法律资格。如果不具有购车指标，实际出资人能否取得机动车所有权呢？对此，存在两种观点。肯定说认为，机动车所有权的取得在物权法中已经有明确规定，在当事人能够证明其实际出资且占有使用的情况下，车辆的实质所有权应归其所有。购车指标并不是所有权的本身，不具有所有权性质，不能因不具备购车指标就剥夺其因买卖而取得的所有权。否定说认为，车辆实际所有人不能由于出资而当然取得所有权，否则就很容易规避限购政策。购车过程中，当所有权的取得需要以具备某种资格为前提时，不具备相应资格就无法取得所有权。
针对本案，法院采纳了否定说的观点。车辆所有权可以通过买卖方式取得，但如果行政规章设定了取得物权的相应资格条件，实际购车人又不具备相应资格时，无法取得车辆所有权。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仅限指标所有人使用；对于买卖、变相买卖、出租或者出借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的，由指标管理机构收回已取得的配置指标或者更新指标、3年内不受理该申请人提出的指标申请。变相规避限购政策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具体到本案，尽管购车和转移过户的时间为限购政策实施前，但审判实践中难以判断双方是否存在为规避政策而达成事后串通，且购车后与限购前存在较长的间隔，双方有条件将车辆过户至实际出资人名下，因而不能以转移登记时是否实施限购认定当事人存在善意与否。相反，如果判决所有权归属实际出资人，可能会为大量的“借名买车”提供借口。且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除非登记确有错误，否则不应轻易否定登记的效力，以维护登记制度的公信力。
应当指出，购车指标是一种许可资格，并非物权法保护意义上的物，行驶证也只是所有权凭证的载体之一。在限购政策下，购车指标逐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了“经济价值”。但是法院无法直接确定购车指标的财产性利益，也无法割裂车牌号和车辆本身单独处理。号牌必须与车辆相统一，如果实际出资人因不具有购车指标而不能将车辆过户至其名下的，登记的车主应一并取得车辆和号牌所有权，并支付实际购车人相应的折价款，保证双方的利益均衡。
本案案号：（2014）顺民初字第3619号，（2014）三中民终字第10053号
（原标题：限购政策下的车辆所有权归属——北京三中院裁定齐某诉王某所有权确认纠纷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