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去年，“两孩”政策就已出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完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配套政策”。然而，从社会实际看，预期中的生育高峰并未在今年年初出现。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经过调研提出，赞同“两孩”政策与目前的生育意愿呈现一定反差。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导致出现这种反差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生活成本的考虑。北京白领李娟告诉我们，她家月收入在3万元左右，有一套北京重点小学的学区房，即便如此，也“不敢生二胎”。李娟的原话是，“我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我害怕我们没有能力负担第二个孩子，担忧我们不能保证原来的生活质量”。
原新：就像你提到的，一个家庭实现“两孩”的确存在许多限制因素。比方说，生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这些成本现在都非常高。此外，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在上升。所谓机会成本，就是说我如果不养这个孩子，可以用这些时间干别的事情。这是因为，中国已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社会，社会的流动性大，竞争性加强，要想升职甚至只是稳住工作的话，都需要不断地进修、学习。
另外一个方面，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家结婚、生孩子的时间越来越推迟。由于种种配套政策不齐全等因素，对女性来说，生一个孩子大约要搭进去三至五年的时间，如果生两个孩子，那就需要花费十年的时间。这样计算的话，人的一生又有多少十年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因素。
记者：您刚才提到母亲育儿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问题，可以说，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三期”权益与企业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矛盾。自从宣布“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网上就有人调侃，现在职业女性简历上最可以引以为傲的亮点，恐怕要算“已婚女性、二孩之妈”。
对于这样的调侃，并非所有人都能笑得出来。对于女性来说，生育第二个孩子，意味着向单位申请第二次产假，但一些企业并不愿看到这一情形，所以不少企业情愿雇佣男性。
李建民：由于平等就业观念缺乏、现行反歧视法律制度以及对平等就业权的社会保障机制不足等因素，我国的就业歧视问题仍然存在。女性由于存在生育问题，会遭到来自用人单位的歧视。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就业歧视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但受旧有观念的影响，想要完全消除性别歧视绝非一日之功。
现行法律的缺失导致就业歧视案件“立案难、举证难、胜诉难、赔偿低”。一旦女性遇到就业歧视，缺少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去依照执行。
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反就业歧视领域的基本法律，明确就业歧视的概念，建立反歧视的专门机构，同时规定救济措施和救济机制，以真正保障劳动者遭受就业歧视后能够获得有效救济。
女性的生理特点必然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从保护女性就业角度出发，政府应给予企业一些补助，同时在社保、生育保险等领域增加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