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合肥市妇联接到632个投诉，80%与家庭暴力有关，而实际情况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合肥市妇联维权部部长马晓燕介绍，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呈逐年增多趋势，以每年2%至2.5%的比例上升。前来投诉的女性中，有不少受虐待的程度已经比较严重，被打得鼻青脸肿、骨折，甚至脑凹陷。这一数据得到基层法院法官的证实。合肥市瑶海区法院民一庭庭长赵先娥表示，该院受理的由女方作为原告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件中，有80%的案件存在或轻或重的家庭暴力情况，有的男方存在违法犯罪前科，比如打架或者吸毒的，对女方造成的伤害后果往往比较严重，部分已构成轻伤害。
但遭遇家暴的女性无论是向妇联求助还是寻求法律保护，救济的效果并不理想。马晓燕坦言，由于职责所限，妇联的手段十分有限，虽然十分同情当事人，但主要能起到的作用还是引导、调解。而曾被誉为家暴受害者“护身符”的人身保护令，因取证、执行难等原因，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据省高院民一庭法官王惠玲介绍，从2009年起我省开始在部分基层法院试点人身保护令，2014年在全省法院推行，但截至2015年底，全省法院总共才发出69份人身保护令。“这个数字并不多，有的法院一起都没有发出过。 ”王惠玲分析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家暴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隐秘性，很少有目击者，受害人在受害时很少想到保留证据，等到进入诉讼阶段，往往因时过境迁而无法举证；另一方面，有些女性存在顾虑，担心一旦申请，会公开隐私，可能导致激怒施暴方，造成更大伤害。此外，在执行时，因安置场所的缺乏，以及需要公安机关等部门配合难落实，最后沦为一纸空文。
不过，这些情形有望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有所改观。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及时出警，并按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对施暴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而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可以作为法院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有力证据。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单独或者依托救助管理机构设立临时庇护场所，为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帮助。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后，公安机关以及居委会、村委会应当协助执行。“反家庭暴力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是政府、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研讨会上，省律协婚姻家庭法律专委会主任曹冬梅提议，构建一个跨部门的反家暴联动机制，得到妇联、法院、民政、公安等多个部门的支持。相关单位人员表示，下一步，将就联动机制运行细则进行充分讨论，以尽快达成一致意见，做好联动衔接工作，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构建和谐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