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明舜看来，反家庭暴力法作为我国防止家庭暴力的主体性法律，确定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总的来说，可操作性比较强。
“但是，毕竟这部法律才6章38条，总体篇幅还不是很大，因此，一些具体的操作规程有待进一步完善。”李明舜说。
李明舜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法律细化，以统一执法尺度。
“警察站在反家庭暴力的第一线，据我观察，反家庭暴力法中有多项职能和措施授权给公安机关，而至于如何具体地行使这些职权，就需要公安部制定实施意见和部门规章，如告诫制度等都需要进行细化。”李明舜认为，公安部应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来明确公安机关的执法尺度。
李明舜同时认为，针对反家庭暴力法中一些需要细化的规定，急需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来予以明确。
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涉及到的几处规定都需要进一步细化。
“例如，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方式上，虽然法律规定了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但是，如果可以将该规定格式化，对于法官和当事人都会更方便。例如，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措施中，前三项的保护措施都比较具体，但第四项‘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还是过于原则，仍然需要对这些措施进行细化，以便在实践中统一法官的认识。”李明舜举例说。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方芳指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应当是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共同职责。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协助执行。此规定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误解，公安机关如果怠于行使职责，会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监督和出警制止职责，超出了法院的工作权限，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最高法院与公安部进行协商，就保护令的执行问题联合发文，明确公安机关监督、出警和处罚职责。或者，最高法院在牵头制定有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指导性意见过程中，征求公安部意见，对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执行职责在指导意见中予以明确。”方芳同时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只要公安部和最高法院能够对其中的规定进行细化，很多家庭暴力中存在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李明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
(原标题：反家暴法施行近一月 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了禁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