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答复，邱明都无法理解，“如此明显的违规行为，却被相关部门视而不见，都坚持认为其没有违规，这不是包庇和纵容吗?”
今年5月25日，邱明找到北京市公证处主任左艳琴再次提出复查申请。左艳琴认为根本没有复查的必要。她称，闫梅的弟弟是遗赠受益人的男友不属于公证员自行回避的范围，“公证员的朋友给公证员打个电话说做个公证的事情经常发生，可能朋友托过来了，公证员还给加个班，这很正常。”
左艳琴称，公证处也查过闫梅是否属于自行回避的范围，查了闫梅是否有徇私，是否有直接危害到邱景星利益的行为，但并没有查出其中有问题。
这封信寄出后，没有人回信，换来的是4年多的不得安宁。
邱伟之的一位邻居称，因为这份遗赠，邱家人似乎都和邱伟之成了敌人，一个个接连翻脸，要不就是渐渐疏远。她认为，邱伟之一家照顾老人很尽心，而方雪梅和老人之间感情很好。“遗产留给方雪梅应该是老人的意愿。”
邱伟之说起老人死后给亲属们写信的原因：“为了让亲属们知晓老人生前一段时光是如何度过的，也是告诉大家，方雪梅获得老人遗产是合情合理的。”但这封信却没达到预期效果。
邱伟之伤透了心，邱家人为了这份遗赠，已经和他们一家闹了很久。亲属们的多次质问让身体不好的邱伟之不堪其扰，她不得不更换有来电显示的电话，陌生来电一概不接，陌生人敲门均不开门。
在邱伟之看来，邱家人之所以对此事反应这么大，是因为见方雪梅拿了拆迁费，他们心理不平衡所致。“但这些钱方雪梅拿是应该的，正当的。”
邱伟之回忆，老人从1998年开始就提出将房产交予方雪梅继承，并有一封老人写给他们单位领导的亲笔信证明，信上的确提出将房子留给方雪梅。
远在加拿大的方雪梅对父母有无限愧疚。“我是受益人，却让父母来承担这些压力。”
今年5月26日，左艳琴接受了记者采访。采访过程中，左艳琴并没有提及闫梅的弟弟与方雪梅在做公证时并不认识的情况。
左艳琴认为，公证员与受益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而对于公证员自行回避的第三条中提到的“可能影响正确办证的关系”，其范围很模糊，为兜底条款。
左艳琴称：“如果认为闫梅徇私了，就要拿出相应的证据来，如果拿不出证据，就应该划出自行回避的范围。”随后，记者拨通了闫梅的手机，对方不愿透露细节，称：“你去找左主任谈。”但左艳琴拒绝了记者采访闫梅的要求。
司法部公证律师司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称，自己多次接待过邱明，“他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已经复议过，但他对结果还是不满。”
如果公证员的弟弟是受益人的男朋友这层关系，在做公证前已经成立，是否需要自行回避?法律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记者咨询了多名律师，他们一致认为公证员应该自行回避。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慧星教授系统地了解了此案例后称，“若此关系当时成立，那么此公证员就必须回避，此公证应该被判定为无效公证。”
梁慧星认为，公证员与受益人之间有利害关系，完全符合自行回避的原则第二条。“利害关系在法律上解释为利益上的冲突或一致，此事件中受益人的男友是公证员的亲弟弟，利益上是一致的，是典型的利害关系。这样的公证是违法的。”
“公证员是否能给朋友做公证呢?能，譬如一些房子买卖合同，这种合同只对当事人有效。但是遗嘱遗赠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只是当事人和受益人的事，它可能会剥夺一些其他人的权利。”梁慧星称，邱明应该去法院请求行政诉讼。
如果当时公证员的弟弟与受益人并不认识呢?梁慧星认为，对方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应该交由法院或者司法局来调查。“但起码从北京市公证处、北京市司法局公证工作管理处给邱明的答复的文件中，并没有提到当时闫梅做公证时其弟弟还不是受益人的男友这一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