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方具有以上某一种情况,另一方提起赔偿请求,法院才可能支持。仅有婚外性行为的“现行”,获得法院支持赔偿请求的可能性不大。
以“同居”为例,法定的同居关系,要求二者在一定的期限内有连续、稳定共同生活的事实(通常在三个月以上)。婚外性行为的“现行”不能说明同居事实的客观存在。所以法院不能随意支持这种赔偿请求。
“哪个孩子是某某和某某的私生子,那么他们就是同居了”,这也是一种误解。“非婚生子女”的存在,正同于以上“婚外性行为的现行”一样,不足以证明同居事实的存在。只能证明某某和某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因此,发现配偶与第三者有“非婚生子女”,离婚时向法院申请精神损害赔偿,也不一定能获得支持。
虽然以上两种确凿证据,都不一定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获取“第三者证据”还是很有必要。
理由如下:其一,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案件时,要坚持“照顾无过错方”原则。
意味着在分割共同财产时能获取“量”的支持。所以,在无须高额取证成本情况下,证据还是越多越好。
其二,有了“第三者证据”,在离婚调解、诉讼中,争取更多主动的同时,也可给过错方施加更多的精神压力,迫使对方做出更大的让步,可以获得多分财产和心灵慰藉的双重收获。离婚中涉及分割财产数额巨大时,聘请社会上的调查公司,或由律师出面调查取证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第三者证据”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婚外性行为的现行”,即“私家侦探”采取跟踪、偷录、偷拍等方式去收集对方有“婚外情”的证据,能否被法院采信,与该证据的取得方式、地点等有密切关系。证据要具备“客观、关联、合法”三性,而“私家侦探”所取得的证据,很多因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而不被法院采信。而且在取证时,还有可能“侵犯他人隐私权或名誉权”。
假设丈夫与他人在自己家里发生的婚外性行为,被妻子现场抓获,并拍照或拍摄下来。这样取得的照片证据,被法院认定的可能性较大。
因为这一证据获取是在自己家里,谈不上私闯他人住宅。如果取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没有对外广为散播,没有对第三者进行人身侮辱等出格行为,只是向法院提供,也谈不上侵犯了对方的名誉权和隐私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获取这一证据的时候,不能私自采取强制措施。曾有媒体刊登过这样一个案例,妻子派人到宾馆取证时,丈夫拒绝拍照,妻子请的几个人强行按住丈夫与第三者拍照,后反被告侵犯人格权,不仅赔礼道歉还赔偿了几万元的精神抚慰金。
丈夫(妻子)婚外情被抓现行后,往往出于自责或理亏被迫写下“悔过书”之类的书面材料,约定财产如何分割———或多分或全部分给无过错的一方。
离婚时,无过错的一方向法院申请按此字据协议处理财产,往往不会被认可。因为,这类证据违反了民法“公平、自愿”的契约基本原则,过错方是在尴尬时刻、有顾虑时刻、被迫下所签订的“协议”,并非真实意思的表达,不具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