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望权的行使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协商的内容可作为协议离婚的一部分内容，子女对行使探望权有选择能力的应听取子女的意见，法院有权对协商内容加以审查。对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的未涉及子女探望权的生效判决，当事人可以依法另行单独起诉，人民法院也应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4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探望权是一种权利，那么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拒绝、阻挠另一方行使探望权，显然是一种侵权行为，并且具有可诉性，应当予以探望权人救济，而且负有协助义务的一方拒绝、阻挠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探望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但法院应当本着以下原则：以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减少因父母离异给子女带来的伤害；依法执行的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探望权人也可以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这在理论界已达成共识。
探望的内容既包括见面，如直接见面，短期共同生活在一起，也包括交往，如互通书信、互通电话、赠送礼物、交换照片等。概括起来探望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探望性探视，二是逗留性探视。探望性探望，即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到对方家中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探望。逗留性探望，即一种较长时间的探望，探望权人可在约定或法院判定的探望时间内，由探望权人领走并按时送回未成年子女。对于子女而言，年龄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零至三周岁的幼儿，该阶段的幼儿身体、智力等诸方面受环境的影响较大，无生活自理能力，如果适用逗留性探望方式，可能会因环境经常变化而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因此该年龄段适用探望性探望较为适宜。三至十周岁的子女，该阶段的儿童，对环境的变化适应能力增强，探望性探望和逗留性探望的方式均可适用。又因此阶段的儿童尚无辨别能力与控制能力，在是否探望问题上很难表达其真实意思，容易为他人的观点所左右，所以对此阶段的儿童实行何种探望方式，可不征求被探望子女的意见。十至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由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人，在是否探望这一问题上已具备了相当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因此，在决定探望权问题时应征求子女的意见，探望权的行使也应在征得其子女同意的情况下实施。 对于父母而言，应考虑到父母的居住地点、工作性质、身体和精神的健康状况（有无传染性疾病等）、个人品德等情况来加以确定。探望权虽为父母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应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因此，决定以何种方式探望子女时，既应考虑到父母的因素，不因探望权的行使给父母的工作、生活造成困难与不便，又要考虑到子女的需求与子女的最佳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探望权人不行使探望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这种情况法律未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探望权是一种义务性很强的权利，是探望权人的法定义务，从子女的身心健康出发，探望权人应抽出合理时间定时探望子女，既不能滥用探望权，也不能不行使探望权。（三）探望权中止与恢复
依中国法律之规定。《婚姻法》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经人民法院判决可以中止探望权。”
探望权的行使应当以有利于子女的最佳利益为原则，因此，如果探望权的行使与子女最佳利益相悖，则应中止探望权或限制探望权的行使。中国大陆关于探望权的中止的法定理由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国外的有关判例中，也多以违背子女利益为由禁止见面交流。当然，这种立法充分体现“子女本位”，表面上看是为了子女的利益、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但细细斟酌，则未必如此，反而很有可能造成探望权中止的滥用。中止探望权本为不得已的行为，应是在严重损害子女利益的条件下才能适用，如果不加以严格限制，动辄中止探望，不但会损害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父或母的探望权，而且对于子女未必有利，我们很难作出禁止子女与父母一方交往一定会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绝对的判断。此外，探望权本为父母离婚后的权利，此权利的行使虽应考虑子女的利益，应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但毕竟是父母的权利，是父母离婚后与子女保持联络、了解子女成长情况、对子女进行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绝对不能将不得已的法律措施扩大化。也就是说，法律中应将规定相应的探望权恢复制度，可以更好地协调父母探望权的权利性与保护子女最佳利益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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