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太平天国史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主体之一，据统计全国各类报刊上所发表的论文达1100多篇，另外还出版了许多专著，涉及到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定都天京的战略得失、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和洪秀全等领袖人物的评价等重要问题，尽管五十年代范老提出的太平革命是"纯粹的农民革命"的观点曾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但他关于太平天国及曾国藩的评价在八十年代以前仍是学界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学术探讨和争鸣，1978年夏，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成立，次年5月该会与南京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首次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始纠正五六十年代将农民起义片面拔高，_前及_中又将学术探讨演变为政治批判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偏向和错误，与此同时，对太平天国_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及主要领导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作了重新探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1986年《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一组"关于曾国藩的讨论"文章，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依据大量历史资料，摆事实、讲道理，尽管观点不完全一致，如叶幼明先生仍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罪行不可否定"，其他四篇文章从对曾国藩的总体评价、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与洋务运动、曾国藩对文学发展的贡献入手，力图纠正过去论断的偏差，恢复曾国藩的本来面目，客观地说，这几篇文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这些看法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太平革命和曾国藩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总体上看，八九十年代，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罗尔纲先生150万言的《太平天国史》（1991）、茅家琦主编的120万字的《太平天国通史》（1991）及他本人所著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钟文典先生主编的十多种400余万字的《太平天国史丛书》等论著的相继出版，将太平天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太平天国史研究应该在范文澜、罗尔纲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简单的迎合时势、苛责前贤或故意翻案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对范文澜的历史著述我们也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予以认识，从它的科学性和曾发挥的实际影响及其所起的作用，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但新时期以来，有些学者并未真正做到这点，马勇先生说"曾国藩的研究以范文澜的研究成果最为著名，但他简单地将曾国藩界定为单一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明显具有借古讽今，影射_集团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投降_的意思，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从学术的立场观察，这篇文章的某些结论也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比如著者反复强调曾国藩服务于清庭，断定他是‘出卖民族的_’，这种观点已远远超出时代要求的范围，具有苛求古人的倾向。范文澜说‘那拉氏、肃慎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_。’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_，晚清史变成了一部满汉斗争史。"〔40〕我们认为将范老的这部名著称之为"经不起学术推敲的政治宣言"这一基本认识是值得商榷的，这部著述也并不是一部简单地影射之作，而是结合现实需要兼科学性与革命性于一体的不朽著述。左宗棠、张之洞在新时代被学者所肯定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与满洲人合作，而在于他们曾为捍卫民族主权和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范文澜严厉谴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镇压太平革命的罪行，称曾国藩为_，但他并没有将一部丰富的中国近代史写成一部满汉斗争史，这一铁的事实有力的证明马勇先生的论断是何等的不严肃!德国罗梅君博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可贵的思路，但她认为："范文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在1945年的政治形势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在_历史科学关于太平天国的讨论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41〕这一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范文澜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是在《中国近代史》书稿撰写过程出现的，这是他接受中央的指示和分工从事近百年政治史研究的直接成果，其中经济分量相对政治和军事来说，确实较轻，但不能说他忽视社会经济的分析，更不能说他"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要知道建国后大规模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其实是在范文澜直接推动之下开展起来的，在对太平天国史研究过程中，范文澜对太平革命爆发的经济原因及《天朝田亩制度》分析的内容也是不少的。
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李文海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觉得有些人对老前辈范文澜同志历史著作的评价，话说的不公平，带着一种轻率地嘲弄、轻薄的口气评论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42〕对如何对待范文澜及其学术，李文海先生也提出了正确的看法："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纠正了过去旧史学对历史的颠倒，现在有些人提出要重新认识。如果现在一定要再简单颠倒一次，这里的新与旧就很难说了。很显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范文澜等同志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未必都是真理，需要重新认识。但是要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因为先辈的成果是我们研究的基础，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是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再往前走。"〔43〕我们认为这才是评价和对待范老及其学术的科学的态度，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1〕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中华正气出版社，民国三十三年版，第21页。
〔2〕蔡美彪：《前言》，《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7--8页。
〔3〕范文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解放日报》1945年4月25-30日。
〔4〕〔2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九版说明》，人民出版社1955年9月版。
〔5〕〔7〕〔11〕〔12〕〔13〕〔14〕〔15〕〔16〕〔17〕〔18〕〔19〕范文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8年5月版，第21、69、29、3-5、14、16-17、19、26、69、43、74页。
〔6〕〔8〕〔9〕〔1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哈尔滨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再版，第77、73、79、73页。
〔20〕〔23〕〔24〕〔25〕〔26〕〔27〕〔28〕〔29〕〔30〕〔31〕〔32〕〔33〕〔3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122、166、167-168、187、171、174、174-175、182、175、176、169、188、169页。
〔21〕范文澜：《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5周年》，《_》1956年1月11日第3版。
〔34〕刘鄂培：《早春——访冯友兰教授》，《新观察》1998年第7期。
〔35〕朱东安：《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36〕〔42〕〔43〕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山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7，391，391页。
〔37〕徐泰来：《全面评价曾国藩——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讨论会学术观点综述》，《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38〕许山河：《曾国藩是爱国者》，《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_年第1期。
〔40〕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264页。
〔41〕罗梅君著，孙立新译：《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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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