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辈亦以内朝之职，每睹诏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自以近臣当弥缝其缺而无嫌矣。今一旦落内朝之职，而补外帅，......则今而后朝廷诏令之出，或不便于军中，或有害于边事，岂敢区别是非，与朝廷抗论！自非近臣，无弥缝其缺之理，纵降诏丁宁，须令覆奏，而臣辈岂不鉴前代将帅骄亢之祸，存国家内外指踪之体！
因此，在范仲淹看来，"儒者报国，以言为先"[50]。所以，他自然不愿意失去这种发言权了。
报恩思想，近名主张，忧患意识，这一切都通过一种基本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这是范仲淹的一贯主张，他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这一主张。早在天圣三年（1025），当他还是监楚州粮料院这样的地方小官时，便写下了一份《奏上时务书》，呈给宋仁宗与临朝听政的章献太后。提出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等建议。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经过周密思考，给朝廷写了一份万言书。针对时弊，他提出了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等改革主张。这些主张几乎就是他十五年后主持"庆历新政"时提出的十项改革主张的蓝本。史载，当时的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见而伟之"，让晏殊推荐范仲淹为馆职[51]。
范仲淹所说的"以言为先"，并不是无关痛痒地泛泛之言，而是危言谠论。为此，范仲淹一生多次被贬黜，吃了相当多的苦头。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事业心驱使着他，无改初衷。
天圣七年（1029），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准备在冬至接受朝拜大礼，届时将由宋仁宗率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闻讯后，上疏极言不可。他认为天子"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52]。并且要求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范仲淹这些言论触怒了颇有野心效法武则天的刘太后。她把范仲淹逐出朝廷，贬为河中府通判。范仲淹的这些言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53]，理直气壮地作了解释。信中写道："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在这封信中，范仲淹公然申明，他不想做明哲保身、不负责任的"循吏"，而是要"发必危言，立必危行"，以"致君与无过，致民与无怨"，使"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
明道二年（1033），在刘太后死去，宋仁宗亲政。范仲淹被招还，担任了谏官。不久，就发生了仁宗废黜郭皇后之事。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伏阁极谏"，结果被押解出京城，贬知睦州[54]。即使这样，范仲淹依然不忘劝谏仁宗，他告诉仁宗，"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55]。
过了两年，范仲淹再次被招还京师，判国子监。史载："仲淹自还朝，言事愈急。宰相阴使人讽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也。仲淹曰：论思正侍臣职，余敢不勉！宰相知其不可诱，乃命知开封，欲挠以剧烦，使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仲淹处之弥月，京师肃然称治。"[56]范仲淹危言立朝，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史载："公（范仲淹）尹京日，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书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侧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疏奏，嘉纳其言，罢黜内侍。"[57]当时，吕夷简任相，颇为专权。而范仲淹"言事无所避"。这就深深地得罪了权相吕夷简。史载："时吕夷简执政，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夷简滋不悦。帝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指时政。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辩也。'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辩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由是降黜。"[58]这次范仲淹被贬知饶州。
面对上书言事，屡遭贬黜，范仲淹是怎样看的呢？宋人张滋《仕学规范》卷25中记载了范仲淹的一句不大为研究者所注意的话："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因公获罪，并不看作是犯罪。大概宋代士大夫面折廷争的最大理由正在于此。至少范仲淹作如是想。他在诗中写道："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59]"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60]以面折廷争、日犯雷霆的言行来坚持原则，来报答朝廷乃至君主的知遇之恩，这样的忠诚，可以说是一种有别于愚忠的特殊的忠诚。而这种特殊的忠诚，在宋代士大夫中并不少见。翻检史籍，比比皆是。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里，正是有了一大批像范仲淹这样具有特殊忠诚的士大夫，他们以自己的忠言谠论，将统治机制无法正常反馈的各种信息传递到决策层，用自己的前途乃至生命来为一个xxx一次次纠偏正误。这种责任感与事业心，在今天看来，除了令人敬佩之外，更多的是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悲壮。
范仲淹的作为，不过是众多的宋代士大夫所作所为的沧海一粟。因言获罪，在宋代非但不会受到舆论的非难，相反还会得到赞扬。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前曾因上言被贬谪三次。对此，舆论誉之为"三光"[61]，即一次比一次更为光彩。这种保护士大夫上言的舆论，正是宋代士大夫制约皇权的勇气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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