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大约3300年前的殷商晚期春天影院是连锁店吗，中原大地温暖湿润，密布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大量的犀牛。从现代生物分类学上来看，那时的犀牛分属不同的属种，在体型和形态上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古人在造字时便取"犀"、"兕"来分别指称。根据《尔雅·释兽》中对二者的描述："兕似牛，犀似豕"，再加上晋代郭璞对其作注时写道："（兕）一角，青色，重三千斤"，"（犀）形似牛，猪头，大腹，卑脚，有三蹄，黑色，二角……"，可以大致推断"兕"应当为独角犀属的印度犀或爪哇犀，而犀则是双角犀属的苏门答腊犀。
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现了商王狩猎犀牛的刻辞，其中《殷墟文字乙编》第2507片便记载了商王"焚林而猎……获十五兕"（图2）春天影院是连锁店吗；有时商王也会用猎获的犀牛用来祭祀，制作于帝乙或帝辛六年的"宰丰骨匕"（图3）上有刻辞："壬午，王田于麦麓，获商戠兕。王赐宰丰、寑小、（矢旨）兄，在五月，唯王六祀，肜日。"大意是：壬午日那天，商王在麦的山脚下猎获了一头罕见的犀牛，商王赏赐了随员，当时正逢肜祀之期，便用这只犀牛举行了肜祭之礼。随后，史官便取用犀牛的一段肋骨进行了刻辞和镂画，以纪念这个伟大而喜庆的时刻。
图2：《殷墟文字乙编》第2507片卜辞拓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殷商时期，东夷反叛无常，帝乙十五年（公元前1187年）征讨东夷，路过附属商朝的夒地（即今山东聊城寿张镇一带）进行了巡视，并赏赐了夒地首领俞，还在这里进行了祭祀。之后俞便铸造了一件犀牛型青铜器（图4），并刻文纪念："丁巳。王省夒且。王易（赐）小臣俞夒貝。隹（唯）王来正（征）人（夷）方。隹（唯）王十祀又五，彡（肜）日。"俞以犀牛为造型，可见位于殷商王畿和东夷之间的夒地也分布有犀牛，而且毋庸置疑，在某种意义上，犀牛是一种荣耀的象征。
图4：商代小臣俞犀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到了西周，随着定居农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农耕地带向外不断拓展，为了避免野兽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灭商及其附属国后，"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但仅仅是把这些野兽驱离人们生活的区域，中原地区的犀牛仍然广泛分布。此外，犀牛也是当时贵族围猎的对象，《逸周书·世俘第四十》中记载了周武王在一次狩猎中，"狩……犀十有二"；《国语·晋语》中记载了晋国始祖唐叔虞"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这也是犀牛皮被制成铠甲的最早记载。《周礼·考工记·函人》中记载了当时专门从事铠甲制作的手工业者"函人"："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即双重犀兕之皮）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虽然关于铠甲的寿命或许有夸张成分，但也足以见其坚固耐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记载："（夷王）六年（前885年），王猎于社林，获犀牛一以归"。《诗经·小雅》作为西周都城镐京地区的诗歌乐调，其中多篇出现了犀牛和猎犀的记载：《何草不黄》中有"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吉日》中则有"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后来到了春秋中叶，据苏轼在《上梅直讲书》中的讲述，郁郁不得志的孔子辗转于陈国和蔡国之间，在旷野的路途中与弟子对话时便引用此句发出感叹："‘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自春秋以降，犀牛的命运因诸侯相争而急转直下。据《左传·宣公二年》中记载，在这一年的春天（前607年），宋国和郑国在大棘（今河南柘城县西北）开战，宋军中便有将士身披犀皮铠甲。宋将华元被俘后逃回国内，结果被筑城百姓背地里嘲笑"弃甲而复"，于是华元让他的骖乘（即护车武士）对百姓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有牛就有牛皮，况且犀牛数量还多，打了败仗丢掉铠甲又能怎么样？）"；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也提到"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然而到了春秋末年，犀牛已经不见有在中原地区的记载了，生活在春秋晚期的范蠡在《范子计然》中便有"犀角出南郡"的记载，此处的"南郡"虽不是后来秦初设立的具体行政区划，但可以理解为泛指南方的郡县，根据范蠡的出生地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和后来投奔越国后的生活轨迹推断，"南郡"应当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当时正值吴越相争，《国语·越语上》中记载了越王勾践作战前动员："今（吴王）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三国韦昭在《国语·楚语下》注云："十万曰亿，古数也。"虽然其中有一定夸张的成分，但足见战争对犀牛皮的大量需求。到了战国时期，在秦国与楚国的对抗中，楚军将士们也曾身披犀甲奔赴国难，正如屈原在《九歌·国殇》中所描写的那样："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当时的楚地据《墨子·公输》所载："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除此之外，楚王也好猎犀牛，《战国策·楚策》中记载"楚（宣）王游于云梦……有狂兕牂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一发而殪"。这一时期的巴蜀一带同样可以见到犀牛的身影，据《艺文类聚·九十五》引《蜀王本纪》所记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图5）。从此之后，犀牛便逐渐成为后人心目中的"治水神兽"。
经过了数百年的战争，到了秦汉，虽然铁质鱼鳞甲逐步取代了皮甲，但中原地区的野生犀牛已基本绝迹，都是从遥远的南亚、东南亚进贡而来。据《汉书·卷十二·平帝纪》《资治通鉴·卷三十五》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春，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一带）献犀牛"，当时王莽为了炫耀威德，"厚遗其王"。到了东汉，据《东观汉记》中所载："章帝元和元年（84年），日南（即日南郡，位于今越南广治西北）献白雉、白犀"；据《后汉书·卷八十年》所载："永元六年（95年），永昌郡（今云南省西南一带）徼外（指塞外、边外）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当时岭南一带的丛林中仍然可以发现犀牛的踪迹，东汉南海郡杨孚写有一首词《犀》："于惟玄犀，处自林麓……或有神异，表灵以角。含精吐烈，望若华烛。置之荒野，禽兽莫触"，从中可以发现平日里罕见的犀牛已经带有一种神秘色彩了，所谓"表灵以角"或许就是后来"灵犀"一说的源起。也正是因为"表灵以角"，所以犀角从汉代开始便成为一味中药材，据成书最早的《本草》记载："犀角……主百毒，蛊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民间对野生犀牛的捕杀。
三国时期，东吴韦昭给《国语·越语上》做注中写道："犀形似豕而大，今徼外所送"，晋代刘欣期《交州记》中同样记载："犀出九德县（今越南荣市），其毛如豕，蹄有三甲，头如马，有二角，鼻上角长，额上角短"，从中可以看出，出产犀牛的地域已经缩小到东南亚的边地属国了。到了南朝宋，犀牛在岭南还有极少分布，据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二·武部》所引刘宋元嘉《起居注》中记载："御史中丞刘桢奏，前广州刺史韦朗，于广州所部，作犀皮铠六领，请免朗官"。后来到了南朝梁，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进贡》所载，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八月扶南国遣使献生犀及方物"，自此以后，岭南一带再无贡犀的史料记载。据此可以推断，犀牛在岭南一带已基本绝迹。
在唐代，犀牛在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镇墓兽和舞犀的形象出现。《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记载："（林邑国）贞观初，遣使贡驯犀"，退隐的唐高祖李渊十分喜爱犀牛，因此在他去世后，李世民于贞观九年（635年）将犀牛形象雕刻成石犀作为镇墓兽立在献陵神道上（图9），石犀底座刻有"祖怀之德"之字。唐玄宗时期，犀牛作为周边属国入朝进献的贡品多见记载，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进贡第四》所载："（开元）十八年（730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献香药犀牛等；（天宝）九载（750年）四月……真腊国遣使献犀牛"。正是在这一时期，驯犀表演成为宫廷表演的一部分，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所记载："上皇（唐玄宗）每酺宴……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同在一旁观看表演的安禄山"见而悦之"；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当安禄山攻克长安后，便"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
经过安史之乱后，犀牛已经是稀罕之物了，据《旧唐书·本纪第十三》中所载，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月，环王国（即象林邑）献犀牛，上令见于太庙"，皇帝让人把犀牛牵到了供奉先祖牌位的太庙让臣子们围观。然而，始于中唐的气候变冷，让犀牛很难熬过关中的严冬，《白氏长庆集》中记载了这只犀牛死在了贞元十三年（796年）的冬天："南海进驯犀，诏纳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驯犀死矣"，为此白居易作《驯犀》诗一首，借贡犀难以善终而"感为政之难终也"。从此以后，随着唐王朝不断衰落，驯犀表演不复存在，驯犀进贡也逐渐停止了，《册府元龟·外臣部·进贡第五》记载了最后一次进贡犀牛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诃陵国遣使进……生犀"。后来到了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唐裴庭裕在《东观奏记》中记载了在山南西道渠州一带（今四川渠县、大竹、邻水一带）发现了野犀，随后便被送往朝廷："（犀）既至，上于便殿阅之，仍命月华门外宣示百僚，上虑伤物性命，便押赴本道，复放于渠州之野"，在向臣工展示后便放归山林。
图10：唐中晚期犀牛铜像（克利斯蒂拍卖行2007拍品）
虽然犀牛越来越罕见，但"灵犀"这样的美好意象却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所熟知的李商隐《无题》中便有"心有灵犀一点通"。除此之外，灵犀望月的图像也出现在了唐代铜镜的装饰上（图11）。到了中晚唐，用犀角制成的犀带成为帝国最高品级的官员的腰带佩饰，甚至可与玉相提并论。据《新唐书·志第十四·车服》中的记载，唐文宗在即位后，由于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诸亲朝贺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班犀"，其中的通犀、花犀、班犀指的是不同类型的犀牛角，只有三品以上的高官才能身配犀带。李德裕在大和八年（834年）写下了《通犀带赋》，其中对通犀带极尽赞美之词："灵可御邪，光能远烛……温兮如玉气舒虹，粲兮若晨光烁霞"。
到了宋代，犀牛仍然大受宫廷喜爱。据宋代苏颂等撰《本草图经》的记载："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为上"，可见这一时期只有永昌郡、益州郡和南海郡还有犀牛的分布。据《御定月令辑要》所记载，"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十一日风琶蛮（黎州诸蛮之一，生活于今四川汉源西南）贡犀象"。除此之外，宋代帝京的犀牛全都由东南亚的外邦进贡，《玉海》《宋会要辑稿》中有众多的记载："占城贡方物……乾德四年（966年）三月，贡犀……（雍熈）三年（986年）三月，贡通犀。淳化元年（990年）十月，贡驯犀"，"三佛齐贡方物……兴国八年（984年）十一月，贡通犀"，"交趾贡方物……（开宝）八年（975年）五月，贡犀……（兴国）八年（984年），黎桓贡通犀……（咸平）二年（999年）献犀牛，四年（1001年）贡驯犀一……祥符二年（1009年）十二月癸未，贡驯犀一，上令纵之海涘"；"天禧二年（1018年）八月，阿善遣将军卑热等百五十人来朝，贡犀"。在此之后，便再也没有犀牛的进贡记录，因而时人对犀牛也变得十分陌生，以至于出现了《玉海》"交趾贡方物"条目中"嘉祐二年（1057年）六月丁卯，贡异兽二，以为麒麟"这样的记载，其实这里的"麒麟"便是犀牛，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其进行了一番不知所终的考证："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鳞，首有一角。考之记传，与麟不类。当时有谓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鳞，莫知其的。"由于宋明官员服饰延续了唐代的传统，对于最高等级的官员，犀带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明集礼·卷三十九》中的记载："其朝防之服则用唐宋公服，一品紫玉带，二品紫犀带"，所以犀角的进贡仍然源源不断，正如明张燮在《东西洋考·物产·犀角》中所言"其角，宋及本朝充贡"。
图12：文俶《金石昆虫草木状》中的犀牛（明万历时期绘本）
图13：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中的"兕"（明万历时期绘本）
到了元代，有关进贡犀牛的记载非常少，只有在《元史·本纪第十二》中记载了"【至元十九年（1282年）】丁卯，安南国进贡犀、兕"。明朝初年，犀牛的进贡大量恢复，据明何乔远《名山藏》中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三佛齐国贡犀牛"；《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二·外国五》也有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由于三佛齐王国去世，太子继位后请求大明王朝的册封，于是"明年遣使贡犀牛"；据《明实录·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四月）戊寅，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遣刀越孟等贡犀象方物"。据《皇明典故纪闻·卷十一》载，明英宗"正统中（1436-1449年），"广东南海卫指挥曹忠等送占城国进贡犀象赴京，一犀道死"；据《明实录·英宗实录》载，天顺四年（1460年）"（五月）甲申，占城国遣陪臣究别陀朴等，陕西岷州高地平等，簇番僧头目苍者他等，四川马湖府泥溪长官司土官舍人王明德等，贡犀牛……"明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的"占城"条目中记载，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派兵征讨安南，占城国王出兵相助，收复被安南占领的失地后，"（永乐）六年（1408年），自是屡表贡犀象及金银器物"，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贡犀记录。
图15（1）：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明代八、九品武官补子（引自《三才图会》）
图15（2）：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清代七、八品武官补子
自明代中期以降直至清代，由于犀牛不再进贡，人们对于犀牛的认知只能依托历史文献的记载并加以想象，比如正统年间，于谦巡抚晋豫时，铸铁犀以镇黄河水患，后来阎兴邦作《铁犀填河庙碑记》，"……后有铁犀一，狰狞蹲踞，半出土上，背凿铭，乃正统丙寅（1446年）巡抚于忠肃所铸以镇水患者"。从铁犀的形态上，显然与实物相去甚远，更像是一种神话传说中的灵兽"独角兽"（图14）。无独有偶，后来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出现了一批百科式图录类书，上面对于犀牛的描绘也承袭了这种"独角兽"的造型。除此之外，从明代开始，犀牛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在了官服的补子上，如《三才图会·衣服》中所载"（武官）八九是海马，花样有犀牛"；之后到了清代，犀牛成为了七、八品武官的补子（图15）。
图16（1）：16、17世纪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丢勒的《犀牛》木刻版画（1515年）
图16（2）：16、17世纪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大英博物馆藏南怀仁《坤舆图说》（清康熙刻本）中的"鼻角兽"
与此同时，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他们把海外风物知识带到了大清帝国，于是中国的典籍中便出现了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图16）。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绝大多数的欧洲人也未曾见过犀牛，他们的认知仍然停留在1515年伟大的艺术家丢勒笔下想象的犀牛形象。相比在中国已经幻化成吉兽、又带有几分可爱、灵巧的形象，西方对犀牛的想象未免显得有些丑陋、甚至狰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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