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拜访的场合没能为你提供一个聊天的话题，不要毫无准备，必须谈一会儿天气和时间。事先根据拜访对象准备一些恰当的话题绝对错不了，还能让你把控住局面。
聊天也是社会交往中的一种表现，即便是家庭拜访，氛围相对不那么正式，得体聊天也至关重要。理论上来说，交谈能带出人最好的那一面，因为"聚在一起时总是妙语连珠，而独处时绝想不到这些奇思"。但聊天需要锻炼，如同恩斯特家族札记的汇编人所说："世人的机智只在对话中显现。既然这让他们闪耀，他们必得着力于此。"
最明白聊天技巧必不可少的，恐怕要属可怜的达德利·赖德了。赖德的日记中，少年时光短促，不过极其坦率地记录了他如何学会交际的努力过程。大部分时候，赖德真正担心的都是说什么和怎么说。他留意其他能侃侃而谈且风度翩翩的人，只觉得自己："和女士们在一起时，特别容易显得愚蠢和不安。"赖德认为，读书能助他在人群中谈笑自若。他偏爱的不是指导口才、传授举止的作品，而是他觉得风格鲜明，自己能加以效仿的书籍。于是他提到，没有什么书比"贺拉斯的作品更适宜学习文雅书写与交谈了，再怎么熟读也不为过"。他钦佩布瓦洛（Boileau）的轻松随意，声称要多读《闲话者》（The Tatler），"以改进自己的风格，了解他思考与讲故事的方式，还有看待世界、洞察人性的方法"。
韦登(R.V.Weyden, 1399-1464年)作品。
值得考虑一下的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审美标准——自在、谈话风格、风趣——被当成一种生活规范，而不管这些与一个人本身的个性有多么不契合。赖德读书时既焦虑又自我怀疑，这可能无法代表十八世纪早期的所有男性，但我们看到，他如何化用书里的内容来纾解个人的社交窘境。他很瞧不上自己的堂姐，认为她浪费时间读错了书：她"缺乏聊天的才华，说话很少，读的多是骑士小说、浪漫传奇还有悲剧作品，而且极其钟爱，但她对人性一无所知，这是一大缺点"。有些书能助你聊天，而有的显然只会妨碍。
无论在今天看来有多肤浅，赖德直白交待了自己如何努力学会自在交谈，以及读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对理解十八世纪人们如何使用书籍有重要意义。詹姆斯·福代斯在他《论有才学的女性美德》（"On Female Virtue with Intellectual Accomplishments"）的说教文里，将读书与使用所读之书视为才学修养的基本。他声称，读书既能娱人也能教化，它让人学会享受独处，还"能让你在聊天中绽放光芒"。
下面我们会看到，这种使用书籍的方式如何影响到书籍出版的体例，尤其是那些专为社交场合提供素材的汇编文集。
在家庭社交的环境中，所读之书与所说之话，往往是面向外界的一场表演，而不只是反映才学和个性的基本面。作家、报纸撰稿人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轻蔑地回顾了这种惯例，其中女性读者为了符合期待，要坐在起居室里做针线活，聆听其他人朗诵书籍选段，准备接待访客。客人来了之后，话题常常自然地转向了刚放下的那本书。因此书也是精挑细选的，以免让客人感到讶异，以至于去到下一家时，把她在上家目睹的可悲散漫抖搂出去。
正在读书的女性是一景，她与她谈吐中流露出来的才学一道，都是访客们评价个人与家庭的典型指标。在马蒂诺看来，这类粉饰门面的做法显然是性别化的。
书籍反映了女主人的端正品行，整个十八世纪的出版物和小说中也常常用二者之间的联系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如提到家中书籍的名称作为品行端方与否的标志。在理查德·谢里丹（Richard Sheridan）的戏剧《情敌》（The Rivals）中，莉迪亚·兰桂希（Lydia Languish）是一位沉溺于言情小说的年轻小姐。每次父母要走进她房间之前，她都要赶快遮掩起她真正在读的书籍："这儿，我亲爱的露西，藏好这些书。快，快。把《皮克传》（Peregrine Pickle）抛到梳妆台下面，把《蓝登传》（Roderick Random）扔进衣橱，把《无辜的通奸》（Innocent Adultery）夹入《众人的本分》（The Whole Duty of Man），把《埃姆沃斯大人》（Lord Aimworth）塞进沙发……留一本福代斯的说教在桌上。"小说被迅速塞到角落，退出视线范围，留下给人看的，只有正派体面的书籍——教导行为举止的《众人的本分》以及福代斯的说教。
电影改编版《简爱》（Jane Eyre 2011）中十九世纪的家庭阅读场景，图为该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