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被收养人已经成年。收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表明,收养人对被收养人提起解除收养关系的诉讼,收养人的诉权是受到限制的,也即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未成年以前,不得以被收养人为被告而提起解除收养关系的诉讼;它还表明,在此种情况的诉讼中,如果被收养人未成年,法院是不能判决解除收养关系的。本案被收养人王卫星在王今明提起诉讼时(指第二次起诉),已满十八周岁,属于成年人,因此,王今明起诉符合这个条件,法院判决也符合这个条件。
二是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无法共同生活的程度。收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条规定,既是这类纠纷起诉条件的规定,也是法院判决解除收养关系的实体法依据。本案王卫星是已成年的养子,其对养父王今明丧偶后再婚不理解,并因此而和王今明夫妇吵闹,甚至辱骂王今明夫妇,最终导致王今明夫妇租房另过。这说明养父子关系已经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特别是在第一次诉讼后,王今明撤回起诉,仍不能使双方关系改善。这只能证明养父子关系确实恶化,无法再共同生活下去,只有解除收养关系这一条路可走。
基此,一、二审法院认为王今明要求与王卫星解除收养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的有关条件,判决解除双方的收养关系,是正确的。
另外,收养法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有给付生活费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养父母对还没有工作的成年养子女有给付生活费的义务。本案二审法院加判王今明给付王卫星200元生活费是否错误呢?实际情况是,王卫星虽已成年,但尚未就业,无经济收入,解除收养关系后,即面临生活困难的问题。这个实际问题是法院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问题。根据这一特殊情况,二审法院在王今明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判王今明给付王卫星200元生活费,实际上只是对王卫星所面临的实际困难的一种帮助,并不是作为一种义务来判决的,这于情、于理、于法都不悖。因此,二审法院的加判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