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婚证的效力不应及于本案的原、被告。结婚证的效力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只是对结婚证登记上的人员有约束力,而不应及于本案的原、被告。我国对婚姻关系确立形式只有一种，就是采取的是登记主义模式。在形成的法律关系方面可归结为行政法律关系，具体来说可归类为行政许可的行为，申请人颁发结婚证的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权利的许可。记载于结婚证上的申请人才是行政机关许可缔结婚姻并承认婚姻关系的当事人。行政机关颁发结婚证，实际确立的是被冒名人与非冒名人的夫妻关系的有效法律文件，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是形式合法的婚姻关系；在未经法定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撤销前，不能直接否认其效力，基于行政行为的相对性，该结婚证的效力不应及于本案中的原、被告。这种婚姻不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至始至终不存在法律所承认的婚姻关系。
二、无效婚姻是法定的，《婚姻法》没有规定除外情形。我国认定婚烟无效的理由是基于《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这是法律上规定的四种法定无效的情形。从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规定的无效婚姻只有上述四种的法定情形，没有规定其他的情形，根据上述规定，冒用他人名的结婚登记，不属于无效的情形之一，原、被告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应认定是属于无效的。
值得一提的是，《婚姻法》与我国民政部《婚姻登记条例》存在矛盾。《条例》第25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按照《意见》规定，从而使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本案从表面上看是可判决认定其婚姻关系无效。但是从法律的价值位阶来看，《婚姻法》是法律，是上位法，而《婚姻登记条例》只是行政法规，其效力明显弱《婚姻法》；从另一方面《婚姻登记条例》宣布婚姻关系无效的权力是赋予婚姻登记机关，是一种行政权，不属于司法权，法院不适基于《婚姻登记条例》宣布其婚姻为无效婚姻。
三、认定该结婚证的效力问题超越了民事审判的职权。民事审判司法权不同于行政审判的司法权，在民事审判中与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没有从属关系，认定结婚证无效是行政权，在民事审判中认定该结婚证的效力问题不妥，超越了民事审判的职权。虽然《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后，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应当将婚姻无效的情形告知当事人，并依法做出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应当对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其他纠纷的处理分别制作裁判文书。”对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笔者认为，《婚姻法》第10条列举的无效婚姻前提是婚姻的形式要件已具备，在外观上已成为一个法律意义的婚姻，但因欠缺实质要件而无效。即形式要件上合法，而其实质要件上因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公共道德。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依法按照程序领取的结婚证，在立法上相对应的是《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7条规定：明确了宣告“有权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按该规定，法院认定无效婚姻的职权是源于《婚姻法》的规定，而非基于《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行政法规的规定，理解为是行使了行政权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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