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的不同，在于法律制度是客观的、确定的和刚性的，而法律思想则是主观的、可塑的和柔性的。法律制度听命于政治家们的立法和法官们的司法。法律的演化和发展以改变法律的刚性，也只能有待于立法者的修法或法官们的能动司法。法律思想则完全不同，它本来就是多变的、主观的和不着边际的。法律思想存在于法学家的大脑之中，他的论文和著作不过是他思想的外在物化。
既然法律思想源于法学家的脑子，因此，法学家的个性必定会对他的思想理论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四组个性中揭示法学家的个性和个性的法律思想。
一是敏感型与稳重型。敏感型的法学家对外界的反映激烈，具有叛逆性格，对权威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因此，他们的思想创新性较强，但缺点是系统性不足。英国19世纪的边沁是此类法学家的典型，他幼时上学因年小体弱被同学欺负，被强迫请吃饭后又惨遭同学痛打，由于个子小而被大个子摆弄成头脚倒立。长大后敏感脆弱，终身未娶。他在牛津上课时就质疑英国著名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成名后又以法律改革家闻名于世。边沁同时写几本著作，分类的怪癖使得每部书都杂乱不通。唯一通顺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也需专职秘书对文字进行修辞。他在理论上一反18世纪的理性主义法学和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功利主义理论因而影响了西方法律理论两百余年。
稳重型的法学家老成持重，潜心研习而集前人理论之大成，他们的思想厚重而系统，但是新意不够，美国法学家庞德即属此类。他原先学植物学而后转投法学。矮矮的身材红润的脸庞，浓重的口音满脸的堆笑。为了解答学生的问题，5分钟的约定时间他却畅谈了1个小时。脾气温和善于沟通的性格，使他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长达二十多年。同时，他也使哈佛法学院成为了世界最有名的法学院。他的稳重和定力让他详细研究了西方19世纪的诸派理论，成就了那本著名的《法律史解释》。同时，兼收并蓄的性格让他在诸多的法律理论中无法取舍，最后把19世纪的诸理论拼接到一起，成为杂烩拼盘的社会学法学。
二是奔放型与冷漠型。未经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人，通常是热情奔放的；缺少历史感的人，才不会被前人的文献所羁绊。没有了历史的包袱，奔放型的法学家通常是感性的，无视历史的沧桑和理性的约束，他们的理论就具有了新意，即使他们的理论并没有太多的说服力。法国的卢梭当属这一类，童年的苦难和卑微的出身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浪漫主义气质让他反对文明和科学，极端自卑和极端自大的心理体验让他写就了极端自由主义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极端集权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崇尚自然，顺乎天性的生活方式，让他的理论具有了超级的感染力。他对人类的爱随着法国启蒙运动的传播，最后影响到了全世界。
性格冷漠，或是因为身体羸弱，或是参透了人生百态。但缺少与人沟通的能力，反而会增强其钻研和反省的能力，冷漠者的理论因而是厚实和凝重的。历史学家是冷漠的，因为他看多了人间沧桑风云变化，一切都是浮云；历史的命运既然不可违，那么能够做的只是接受命运对自己人生的安排。德国的萨维尼虽为贵族出身，但体质孱弱和自幼丧父让他显得那么的冷漠。冷漠的性格使他远离权力争斗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最后成为着眼于历史、看重法律之中民族精神的罗马法大师。冷漠的他“在担任普鲁士立法大臣期间最大的贡献就是没有制定一部法律”，而他的《中世纪罗马法史》和《现代罗马法体系》则是法律史学的永恒经典。
三是偏执型与平和型。偏执源于执著，专注于自己确信的事业，必有理论上独特的见解。偏执的人难与人友善相处，他永远是人群中的特立独行者，他的目空一切基于他的自信和毋庸质疑。美国1980年代红极一时的批判法学运动造就了一群偏执狂，哈佛法学院的肯尼迪便是其精神的领袖。1960年代的西方嬉皮士到1980年代的时候转变成了雅皮士的教授，雅皮士的法学家们视前人的理论统统为垃圾。T恤杉、牛仔裤、好争斗、说脏话，使肯尼迪成为哈佛教授中的另类，但是他的《私法审判的形式和实质》和《法学教育和等级制的复制》所揭示出来的法律中的政治，永远能给人理论上的冲击力。
平和的心态源自于健康富足的生活环境和爱心呵护的成长经历，自由主义者永远是平和的。他们在关心自己的时候也顾及他人，他在享受自己生活的时候不会伤害他的“邻居”。平和者的理论是平庸的，但是所谈的道理则是质朴的和大众化的，这种生活化的理论实质上造就了现代世俗的法律制度，因此说，现代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英国的小密尔当属典型，父亲虽然贫困，但是他的义父边沁却腰缠万贯；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他父亲系统地训练了他；很少人提及他的母亲，但奥斯丁夫人却没少给他母亲般的呵护。即使是他那篇传世的《论自由》，也是在他与泰勒热恋浪漫中共同完成的。
四是亢奋型和抑郁型。学者通常是焦虑的，亢奋和抑郁是焦虑症的两个极端，没有焦虑就没有思想。“焦虑”突破了正常的界限，病人就要入院治疗，或者是精神病院，或者是特别的戒嗜所。哲学史上的精神病人颇多，法学家也不例外，或者思想深刻最后成了精神病，或者精神病好后成为了思想家。幽默的说法是，要成为深刻的思想家，他必定要得一场精神的疾病。精神病人看到了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恢复正常后讲解生病时所看到的社会万象，他就成为了杰出的思想家。从亢奋与抑郁的病理上看，法理学家亢奋型多，法律史家则抑郁型多。例如，美国的卢维林属亢奋型，德国的韦伯则属于抑郁型。
卢维林曾是耶鲁法学院的高材生，后到哥仑比亚法学院当教授。他是法学史上少见的嗜酒者，有资料记载，他上课前经常喝酒，严重的时候，不得不去戒酒所接受封闭治疗。嗜酒、焦虑和师生恋使他失去了哥大的教席，但也正是这个焦虑者，开创了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使美国的法学从书本上的形式主义走向诉讼的现实主义。韦伯则属于抑郁型，焦虑一度使他中断了教学和研究，不得不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深入地研究了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史，提出了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一般性命题。后世的社会学家一直想摆脱他的理论影响，但是韦伯仍然在坟墓里制约着今天的社会学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