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规定意味着，国家赔偿法正式确立了国家对公权力活动侵害公民精神权利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于约束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精神损害赔偿在中国法律传统中原本并无渊源。1987年制定的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民法上的发端。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侵犯人格权和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做了具体规定。自此，民事领域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大量出现，民事侵权案件受害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害索赔，逐渐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
然而，在刑事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中，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却迟迟不能获得法律支持，由此形成了一个奇怪而尴尬的局面：假如一个普通人辱骂另一个普通人(民事案件)，造成了精神损害，前者需要对后者做出精神损害赔偿；假如一个普通人殴打了另一个普通人(刑事案件)，或者国家“殴打”了普通公民(如警察对公民刑讯逼供)，尽管造成的精神损害更加严重，施害者却无需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如此“刑民倒挂”、“国民倒挂”，从情理和法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对保障公民权利是一个明显的障碍。
现在，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上述奇怪而尴尬的局面将有所改变。一方面，由于行政案件相当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民事纠纷”，国家赔偿法就行政赔偿(相当于“国家民事赔偿”)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造成精神损害，须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由此前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带动、“倒逼”而成。另一方面，既然国家赔偿法就刑事赔偿(相当于“国家刑事赔偿”)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公检法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造成精神损害，须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此规定的带动、“倒逼”之下，法律下一步应当就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做出规定。
这就是说，普通人“骂人”(民事案件)造成了精神损害，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国家“骂人”(行政案件，相当于“国家民事案件”)造成了精神损害，也要承担精神赔偿责任；国家“打人”(“国家刑事案件”)造成了精神损害，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普通人“打人”(刑事案件)造成了精神损害，也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民事案件精神赔偿、国家赔偿案件精神赔偿相继入法之后，刑事案件精神赔偿也需要尽快入法，才能全面实现“侵权须赔偿，侵害精神权利须做出精神赔偿”，宪法确立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才能进一步落实为“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精神权利”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