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辩论对辩护律师对量刑证据的取证、示证和答辩等专业素质和道德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目前仍存在量刑辩护职能弱化的现象:一是出庭率低。据近年来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刑事辩护律师参与庭审的出庭率在30%至35%之间，较低的出庭率难以保证量刑辩论的有效运行，更难以发挥量刑辩论的价值和作用。二是出庭辩护水平低。我国的刑事辩护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最优秀的律师很少出现在刑事辩护领域，同时，个别律师则过高估计自身的辩护水平，片面追求无罪辩护，对量刑情节的取证和质证工作重视不够。三是量刑辩护效果难体现。当前律师法的执法还不尽如人意，辩护律师的执业大环境还欠佳，即使在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辩护人对被告人有罪不持异议的案件中，各种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节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审查和核实。很多辩护律师至多对被告人的自首、立功、初犯、认罪态度等问题提出较为简单的辩护意见。特别是在那些被告人接受法律援助的案件中，法律援助律师由于受办案经费的限制，或者受自身辩护能力、敬业精神的影响，往往对量刑问题发表“千篇一律”的辩护意见，参与庭审往往流于形式，而根本无法达到量刑辩护的基本效果。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辩护律师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其职能是为被告人作无罪或罪轻等辩护。辩护律师量刑辩护角色与职能的强化，能使辩护权在量刑辩护程序中对强大的公诉权形成有效的制约，实现控辩平等对抗，有利于法官充分听取公诉方的量刑建议和辩方的量刑意见，最终实现量刑的公平和公正。因此辩护律师必须要强化自身在量刑辩论程序中的角色职能:
一是在量刑辩护中充分地运用辩护权。要依据被告人在具体犯罪中所具有的从重、从轻、减轻或者酌情情节，对照量刑幅度提出量刑辩护建议。每一个刑种都有一个量刑幅度，这个量刑幅度分成最高格、最低格和高低之间的标准格，这就是刑罚中的量刑格。在这个量刑格的基础上，根据被告人的从重、从轻、减轻及酌定情节，比照量刑格进行准确量刑。如果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明显高于量刑幅度，辩护人可以指出公诉人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适格的刑期。辩护律师还要依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量刑辩护。
二是做好量刑证据的取证、示证和质证工作。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进，证据又有了新的分类，可以分为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而且在定罪程序中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完全可以在量刑程序中具有可采性。例如，关于被告人品格的证据，在绝大多数法治成熟国家刑事审判中的定罪阶段都不具有可采性，但是在量刑程序中却允许使用，因为此类证据对于正确评价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等因素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辩护律师应注意调取和审查量刑证据，并在量刑辩论程序中适时出示和质证。开庭之前要对被告人的个体情况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以收集那些旨在证明被告人犯罪原因、有无前科、平常表现、社会评价、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证据材料，并对犯罪给被害人、社区乃至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作出客观的评估。同时，要注意通过阅卷掌握本案的基本事实，并从中发现各种法定和酌定的从轻量刑情节，如自首、立功、认罪悔过、积极赔偿、积极退赃、初犯等。量刑程序中，要向法庭提出所有已掌握的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明确提出量刑意见和证据，并对此作出必要的论证。对法院判决书所作的不适当量刑裁决，还可以提出上诉。
三是辩护律师要注意与被告人及公诉人等相关方协调好关系，保证量刑辩论的法律效果。辩护律师要根据案件现实证据材料确定案件性质，如果能够确定被告人定罪理由成立，要耐心说服被告人认罪，争取积极的认罪、悔罪态度，积极对附带民事赔偿义务予以认可并承担，通过罪轻辩护进入量刑辩论程序。辩护律师应当对犯罪行为进行量化分析，根据案件事实确定被告人的基准刑，同时确定从轻或者减轻的调节比例，为量刑辩护做好充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