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哪些形式的共同犯罪人？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某是有身份者，被告人赵某是无身份者，本案属于无身份者教唆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所以赵某应依李某的行为定受贿罪。
根据《刑法》第25条规定，所谓共同犯罪就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为：首先，从犯罪主体来说，必须是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实施犯罪。其次，从犯罪的客观方面来说，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犯罪，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从而构成一个统一的犯罪活动的整体，每一个人的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都有因果关系。共同犯罪行为的形式有共同的作为，或者共同的不作为以及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根据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可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所谓主犯，就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从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犯罪分子。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
据此上述，我们认为，赵某与李某的犯罪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因为：首先，从主观上看，当被告人赵某要被告人李某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将余某放出来，并收受余某之妻徐某的贿赂时，李某开始不同意，后经赵某的多次劝说、逼迫，李某终于同意。到此，共同受贿的犯罪故意已经形成。其次，从客观上看，被告人赵某利用被告人李某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被告人李某实施了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表明两人行为已经形成既有分工，又相互联系的共同受贿犯罪行为，被告人赵某虽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但伙同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被告人李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因此，属于受贿罪的共犯，并应以受贿罪对其定罪判刑。
被告人潘某以下广西做工为名，将××县挽兰乡女青年王某骗到广西某县，以3500元人民币卖给该县村民李某，因村民需要该女青年的婚姻状况证明，先付2000元，待潘将此证明办来后再补1500元。潘返回××县后，即找到田某（另作处理），请其帮忙私刻“××县挽兰乡政府”公章一枚，刻好后，潘某将事先写好的假证明盖上章，即将印章销毁，后二人将此证明带到广西某县李某处，补得1500元。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潘某以出卖为目的，将拐骗的女青年王某卖与他人的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被告人潘某虽有私刻公章并伪造婚姻状况证明的行为，但其行为并不单独构成伪造印章罪，因为该行为只是潘某诈骗李某1500元的手段行为，被告人潘某又构成诈骗罪。
数罪是相对于一罪而言，一罪是指一人犯一罪的情况，而数罪是一人犯两种或两种以上罪行的情况。一罪又可分为实质上的一罪与法定的一罪，其中实质的一罪包括想象竞合犯、结果加重犯和继续犯，法定的一罪通常包括结合犯和惯犯。处断一罪是实质上数罪，处断上按一罪处理，包括连续犯、牵连犯和吸收犯。数罪又可按不同标准分为同种数罪与异种数罪、并罚数罪与非并罚数罪。我国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通常采用“犯罪构成标准说”，也就是说，应以犯罪构成的个数为标准确定犯罪的单复，具备一个犯罪构成的为一罪，具备数个犯罪构成的为数罪。
数罪并罚是刑罚适用的基本制度之一，是指人民法院对一行为人在法定界限内所犯数罪分别定罪量刑后，按照法定的并罚原则及刑罚计算方法决定其应执行的刑罚的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必须是一行为人犯有实质上的数罪或独立的数罪；第二，一行为人所犯的数罪必须发生于法定的时间界限之内；第三，必须在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的基础上，依照法定并罚原则，并罚范围和并罚方法，决定执行的刑罚。我国刑法关于数罪并罚适用期限及不同并罚方法的基本内容主要有：第一，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依照《刑法》第69条规定的原则进行并罚；第二，判决宣告以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依据《刑法》第70条规定的“先并后减”方法进行并罚；第三，判决宣告以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依据《刑法》第71条规定的“先减后并”方法进行并罚；第四，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的，或者发现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进行并罚；第五，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期限内再犯新罪的，应依《刑法》第71条的规定进行并罚，如发现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依《刑法》第69条的规定处罚。
据此分析上述案件，我们认为被告人潘某的行为应构成拐卖妇女罪和诈骗罪两个犯罪。理由是：其一，被告人潘某将女表年王某骗到广西并出卖给李某，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且属犯罪既遂，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行为之一的，就应构成拐妇女罪的既遂，并不以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营利为必要条件。其二，被告人潘某在完成拐卖妇女的犯罪之后，出于骗取剩下的1500元的目的，私公章伪造王某婚姻状况证明，骗取李某1500元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诈骗罪。至于私刻公章的行为，并不单独构成犯罪，它作为手段行为与诈骗他人钱财的目的行为构成牵连犯罪，应按诈骗罪一罪论处。
被告人潘某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和诈骗罪，应按《刑法》第69其理由是：被告人潘某的行为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拐卖妇女罪，第二阶段是诈骗罪。被告人出于两个故意，实施了两个行为，构成两个犯罪，并且两罪都是在被判决之前犯的，所以应按《刑法》第69条之规定实行并罚。[1][2][3][4][5][6][7][8][9][10][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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